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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为民国举办的阅兵式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清朝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1906年10月,秋高气爽。  中国人有在金秋时节阅兵的习惯,名为“秋操”。一来,金秋是收获的季节,能给军队后勤提供充足的粮秣;二来,战马到秋天长得膘肥体壮,正是拉出来检阅和作战的时候。这个习惯延续到了光绪末年检阅新式陆军的秋操中。当年,清政府选定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阳)检阅新式陆军的编练成果。  上一年,清政府在河北河间举行了“河间秋操”,但仅检阅了北洋新军。清廷特别邀请了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往观操,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北洋新军得到了中外一致赞誉。本年,清廷扩大秋操规模,调湖北新军第八镇北上,混合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组成南军,由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任总统官,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黎元洪为统制,与张怀芝统制的北洋新军第五镇和曹锟统领的第一混成协组成的北军来场南北大对抗,由段祺瑞任北军总统官。北军驻安阳城南,南军驻汤阴城北,全副近代武装,计有马、步、炮、工、辎重各兵种人员三万三千余人。清廷最精锐的家底都在这了。  1906年10月21日两军进入演习区域,翌日正式对垒。先由北军总统官段祺瑞背诵演习总方略和特别方略。段祺瑞声音洪朗,对章法熟练。之后由南军总统官张彪背诵。张彪业务不行,由背后的参谋长念一句,他在前面背一句,样子相当窘迫。下台后,张彪自知不能胜任总统官,举荐军校科班毕业的黎元洪代替自己指挥南军。演习正式开始后,霎时间,百年不见烽火的中原大地炮声隆隆,枪声不断,人喊马嘶,尘土飞扬。新型炮兵、骑兵和步兵协同作战,依次操练冲锋战、遭遇战、防守战。工兵忙着设雷、布雷、扫雷,辎重兵保障后勤。古老的中原大地见惯了冷兵器时代的金戈铁马,还是第一次见到现代武器的厮杀。  在表演项目环节,湖北新军和黎元洪大出风头。秋操前,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优于湖北新军。秋操中,湖北新军军容严整,枪法精准,士气高昂,被阅操大臣们赞为“东南各省首屈一指”。总统官黎元洪从容指挥,下达命令干脆果断,声名鹊起,一下子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军官成为了南北瞩目的名将。五年后武昌起义爆发,清朝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乐观地估计:“武昌不过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此去不难扑灭。”袁世凯提醒他说:“乱军以黎元洪为都督,何谓无人。”  但在真刀真枪的实战环节,北洋新军盖过了湖北新军。北洋军由朝廷直接拨款,士兵普遍使用德国98式步枪,还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麦德森轻机枪和克虏伯火炮。相比之下,扛着“汉阳造”国产步枪的湖北新军就逊色多了。日后风云人物冯玉祥当时是北洋新军曹锟部下的队官,数十年后回忆彰德秋操的激烈场面说,北洋新军由于在河间秋操中表现不佳,回驻地后加倍训练,铆着劲要在彰德秋操中赢得面子。本次秋操北洋军果然大有进步,队伍展开后长官就命令迅速包抄南军,将湖北新军团团围住。北洋军端着枪,呼啦啦地就往前冲,马上圈住了湖北新军。湖北新军也不怵近战肉搏,针锋相对。大家都没有演习的经验,真枪真炮地对了起来,眼看就要变成一场真实的鏖战了。指挥官亲自出面交涉,这才让南北两军各归原位。
负责秋操的阅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临时决定,将计划一周的演习在25日停止。南北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尽欢而散。  冯玉祥日后直言,彰德秋操没有任何“战术”意义,除了展示队伍外,本次秋操的实际成果很少。实际上,我们比较《冯玉祥回忆录》中有关河间秋操和彰德秋操的回忆,就会发现彰德秋操在军队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冯玉祥长篇累牍地抱怨河间秋操的后勤工作之差,“一整天没有吃饭,饿得肚里辘辘作响,又加演习时背负极重,路上泥泞油滑,士兵受的苦真是一言难尽”。近代军队的大规模调动和作战,是古老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新军上下都只能摸着石头边探索边过河。河间秋操时的一天,队伍接到命令去一个叫做东林寺的地方宿营。可事先没有人调查东林寺能容纳多少人。结果只能住二营人的寺庙,遭到十营队伍的哄抢。“队伍糊里糊涂地开了去,前头大队一到,屋子里立时站满,不到一刻,院子里也满了。后头的部队越来越多,只因命令是住东林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一直往里拥进去。里面的几乎要被挤死,外面的仍然拼命往里挤。团长李进材被挤到里面,出不来,就爬到人群上,踏着人头爬到墙上。”常常是“命令一下,队伍立时乱了起来。兵找不到官长,官长找不到兵。雨声人声,满街嘈杂,弄得天旋地转,莫名究竟”。到彰德秋操时,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进展顺利,秩序井然,大有进步。《续安阳县志》记载本次演习“列阵数十里,错综变化,出奇制胜,极战争之能事。外宾作壁上观者,咸称赞不置”。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和北洋新军的德国、日本教官观摩了彰德秋操。10月25日,袁世凯设宴招待演习将佐和观操外国使节。彰德秋操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彰德秋操最大的看点不是编练齐整的新式军队,而是本次秋操聚集了清末民初的大批风云人物:练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担任检阅大臣,署军令司正使王士珍为演习总参议,军学司正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军学司副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徐世昌负责秋操参谋处。对阵的南北总统官黎元洪和段祺瑞自不必说了。其他的人,如曹锟、冯玉祥等,日后的作为也不在前面诸公之下。  这些人虽然站在清朝的阅兵台上,功名成就却大多是在民国时期取得的。本次秋操汇聚了中华民国的五位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如果算上临时执政的段祺瑞,那就是六位国家元首了。内阁总理、部长有几十位,至于名将、军阀更是数不胜数。说彰德秋操是清朝为民国政府提前举办的政坛检阅礼,一点都不过分。外国媒体开始关注这些政治人物,将他们和背后的新军一起看作新政治力量的代表。比如《泰晤士报》文章称赞:“中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大清国一个握有实权的改革家,他的名字叫袁世凯。”
除了已经如雷贯耳的名字外,还有一些当时并不突出却在日后显赫一时的人物。比如北军每天演习结束后都举行总结讲评。军总参谋官、年仅26岁的留日士官生张绍曾当众诘问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五镇来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多少轻病?多少重病?帐篷来了多少?马匹来了多少?当时的参谋长地位很低,一般由熟悉军事业务的年轻士官生担任,辅助主官。结果张绍曾初生牛犊不怕虎,让北洋老将张怀芝一句也答不上来,脸红耳赤,只好说:“我记不得,请原谅。”冯玉祥事后“揭秘”说张怀芝以前在第五镇任协统时张绍曾任协参谋长,张怀芝为了给张绍曾一个下马威,就问他这一套,张绍曾说:“这些都有账可查,175 请查看账目就知道了。”张怀芝就说:“你答不出,凭什么当参谋长?”张绍曾觉得无理可讲,当即辞职走了,如今专门找机会刁难张怀芝。当时北洋内部氛围还比较和睦,张怀芝当面出丑还能自我解嘲说:“这不怪人家,是我自己招的。”  1923年,张绍曾出任国务总理。  秋操中,各省都派来观操员。编练新军是全国性的行动,各省都有新军编组计划,只是落在北洋和湖北后面了而已,现在纷纷派年轻干练的可造之材来考察取经。这中间又是青年才俊云集。一天,袁世凯突然指派云南来的一个24岁的下级军官为秋操审判员。这个青年军官名叫蔡锷。袁世凯第一眼看到蔡锷,就非常喜欢,想引为己用,此种情结贯穿一生。  被袁世凯提拔为审判员的年轻人中还有一个浙江小伙子,叫蒋百里。这个蒋百里可不简单,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日本明治天皇亲赐指挥刀,轰动海内外。蒋百里回国后,马上成了各省督抚大员眼中的明珠宝贝。浙江巡抚张曾扬动之以乡情,以浙江新军第二标标统(团长)的职位吸引25岁的蒋百里留在浙江练兵。不想,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破格提拔蒋百里担任负责训练新军的督练公所总参议,全权放手由他编练东北新军。蒋百里于是去了东北,大干之余也引起了旧式军队将领,如四品都司张作霖等人的猜忌。旧派军人处处使坏制造麻烦。蒋百里决心离开东北是非之地,赴德国深造,临行前来彰德观操。彰德秋操后,蒋百里去德国在德军第七军充任实习连长。统帅兴登堡元帅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伟大的将才,这或者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因为生不逢时,蒋百里一生坎坷,但留下了一本可与《战争论》相媲美的《国防论》。  需要注意的是参加秋操的日本军事顾问。日本参谋本部曾保荐坂西利八郎充当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坂西是日本参谋本部的中国通,中国话说得很好。“他不大露面,但又很活动,是一个极有心机的人”。在北洋军编练期间,坂西有两个重要帮手,都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职业军官。其中坂西一手栽培、最看重的是陆军少佐土肥原贤二。彰德秋操时,坂西是袁
世凯幕后的总指导和总评判,两个日军军官分别担任南军和北军的指导和评判。日后坂西一直担任北洋大臣、民国总统的军事顾问,而土肥原贤二在侵华战争中成了残害中国人民的甲级战犯,被远东军事法庭送上了绞刑架。  小小的彰德,一时人才汇聚,也寄托了清王朝巩固统治的希望。  清政府在财政极端窘迫的情况下,不遗余力地编练新军,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本意是让强大的新式陆军来保卫清朝权贵的万年江山。遗憾的是,不论是北洋新军还是湖北新军,清廷寄予厚望的这两大新军主力几年后都成了王朝的掘墓者。湖北新军首先起义,建立了中华民国;北洋新军则在袁世凯的率领下夺权逼宫,直接推翻了清王朝。  北洋新军是清朝编组最早、用力最多、寄希望最大的军队,却为袁世凯培育了一支私家军队。袁世凯向官兵们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各个营房都供奉着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官兵们要定期磕头跪拜。结果全军上下“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日后,北洋军衍化出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军阀部队,当年同一个战壕中的伙计们你方唱罢我登场。1949年,最后一支北洋系部队在上海郊区被歼灭,北洋军才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湖北新军是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开始编组的军队。张之洞一心巩固清朝统治。因此,南方新军和对官兵进行愚忠教育、灌输封建思想、只要求官兵身强体壮的北洋新军的做法截然相反,南方新军军营的思想相对宽松。许多青年书生投笔从戎。尤其是1905年科举废除后,大批断了仕进道路的读书人加入新军,导致湖北新军的思想从宽松向激进、革命方向发展,最终促使湖北新军投入了反清起义。  1906年的秋天,站在晚清新军前面的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人如新星般冉冉升起。也许他们还没意识到,背后飘扬着龙旗的大军会成为他们最大的政治资本。  中国历史上的血腥规律再次生效了:乱世重兵。谁在乱世中掌握了最强大的军队,谁就是最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曹操、刘裕、赵匡胤、朱元璋等枭雄谁不是靠军队崛起的?乱世纷争,不是军队推着主将上权力角斗场,就是志向远大者与军队提前来个亲密接触,早作谋划。民国的五位总统就分属上面这两类角色。这种政治情结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的社会和百177 姓的心里。不管政治倾向如何,彰德秋操是全国舆论关注焦点。1906年,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年画的最时髦素材就是“秋操图”。人们用传统技法甚至是京剧行头,来描绘口耳相传的那场近代化军事演习。不管画面多么不伦不类,画中最醒目的总是那些跨马配刀、披甲戴银的将领们。隐隐中,这个躁动不安的社会察觉了某种似曾相识的历史现象的即将到来。那将是一个军权至上、由实力说话的大混乱大变革时期。
为什么清廷国运命脉所系的新军系统中隐藏着日后如此众多的民国总统呢?这就是答案。  值得深思的是,即将到来的这场革命本应该是在共和民主旗帜下进行的全新革命,而不是中国历史血腥定律的重复。理想中的革命应该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转型,在中国社会移植政党政治、议会民主和媒体纷争,放开社会让它大破大立。可在袁世凯、段祺瑞、曹锟等人和新式革命之间横亘着巨大的壕沟。壕沟的一边是裹挟着西方民主政治风气的革命派,一边是掌握军队、信奉中国传统政治规律的实力派。两派交锋的结果就是两种政治思潮的奇怪混搭。最典型的就如曹锟贿选总统。曹锟已经独霸中原,完全有凭借武力黄袍加身的可能,却还要拿出几千万银圆来“买”个总统。这不是曹锟一个人的行为,而且整个军阀集团的行为——他们都向曹锟凑“份子钱”,有人还忙前忙后张罗选票。在他们看来,议会和民主是需要的,是可以操作的;总统职位是神圣的,也是可以购买的。这不是军阀集团单个群体的认识悲哀,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总体认识缺失。  彰德秋操后,清廷又计划在1908年举办第三次秋操,地点选定为安徽的太湖县。清廷对“太湖秋操”极为重视,派陆军部右侍郎荫昌、两江总督端方为检阅大臣,以检阅南洋地区各镇新军的编练成效。于是,鄂皖苏各地的新军就扛着大气球,向太湖县聚拢。半个多世纪后,当地的老人还能回忆起当年太湖县来了很多驮洋枪的大兵,在县城四周扎下了营盘木寨;县城的北门沙滩上搭了台,说是给光绪皇帝来阅兵用的;县城周边山上还竖起了大红灯笼,四乡八里都轰动了。1908年11月13日安徽巡抚朱家宝亲赴太湖县城做最后的筹划,谁想次日(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了,隔一天慈禧太后也死了。噩耗传来,秋操取消,举国“国丧”,太湖山上的大红灯笼都换成了白气球。  据说徐锡麟也本想趁秋操之机起义,计划夭折后改为刺杀大员恩铭。孙中山、黄兴等人则在本年度发动了钦康上思起义和河口起义,在南方攻城略地。而袁世凯受到新上台的摄政王载沣集团猜忌,不得不以健康原因辞职保命。他来到了彰德秋操所在的安阳县,开始了钓鱼观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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