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帝国（公元前539?前330年）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地跨亚欧非的国家，以其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著称，统治则以宽容见长。本文讨论的印章图案，正是波斯帝国上述特点的一个剪影。

该图案保存在一块直径两厘米左右，被火烧过的圆形封泥上，细节生动、清晰可辨（图1）。正中是一株植物，从顶部花朵的形态判断，很可能是株太阳花。植物中部有两片对称的叶子下垂，底部是一个叶状的基座。植物上方挂着一轮新月，左右两侧对称站立着两头野山羊。两头山羊皆扭头回望，两条后腿直立，一条前腿抬起并在花朵下方弯曲，但另一条前腿没有出现。山羊的一对大角向内弯曲，角上布满肋骨状的隆起，这一特征与主要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以色列、约旦和北非的努比亚野山羊相吻合。封泥背面留下了纸草纹理和捆绑纸草的细绳的痕迹（图2）。横竖交叉的细长条纹来自制作纸草纸的植物纤维，水平方向更宽、更深的凹槽则源于捆绑纸草的细绳。封泥的左右侧面还有细绳穿过后留下的两个洞眼。

图1

图2

这块封泥出土于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湖以北一处名为基底斯（Tell Kedesh）的遗址。从1997年到201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莎伦?赫伯特和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安德烈娅?柏林（自2019年起任职于波士顿大学）两位考古学家在此主持发掘。该遗址位于一个山地高原的边缘，西面约36公里处便是地中海沿岸腓尼基城邦推罗的遗址。它所在的土丘规模惊人，南北距离长达一公里。

基底斯遗址最主要的发现是一处波斯和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23?前30年）的建筑遗迹，上述封泥便来自于这一建筑物周围的地层中。该建筑的面积可观，东西长约56米，南北长约40米，始建于公元前500年左右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间；其使用一直延续至希腊化时期，最终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在塞琉古王朝统治下遭到废弃。从面积和布局来判断，它兼有行政办公和库房储存两种功能，服务对象是几十公里外推罗城邦的王室。除这块封泥外，基底斯遗址出土的其他波斯文物仅寥寥数件，包括两个玻璃的圆锥形扁印和一个碧玉质地的圣甲虫扁印。这三个扁印的图案都显示出典型的波斯帝国风格。

上文描述的这块封泥，其物理特征浓缩了遗址所在的黎凡特地区（又称地中海东岸）书写文化和档案保存的众多特点。受近邻埃及文明的影响，这一地区使用墨水将文字记录于纸草纸上。某些特定内容的文件，如行政文献或法律文书，其纸草纸还被卷起，用绳系好，以泥密封，并在封泥上盖好印章，以确保文件送达指定的接收人或其内容不被篡改。封泥背面和侧面的痕迹进一步表明，它所密封的文件采用了一种最为可靠的密封方法，步骤如下：先用绳子在纸卷上打一个结，并用一块封泥把打结处封住；随后再把绳子绕纸卷一圈或数圈，在封泥上面打第二个结；最后，用另一块封泥把第二个打结处封住，并使之与第一块封泥合二为一。所以，本文研究的这块封泥实则由两块黏合而成。绳子在两块封泥中穿过，便在封泥的两侧留下了孔洞。纸草纸作为有机材料，在黎凡特地区的气候条件下无法保存，所以我们无从得知这块封泥密封的文件记录了何许内容。但从采用的密封方法推测，该文件可能是接收人尚未打开的行政公文，或者是密封存档、以备将来不时之需的法律文件。

上述密封纸草的方法在波斯时期才开始使用于黎凡特地区，证实了这块封泥的年代为波斯时期。封泥上保存的印章图案，则指向基底斯遗址与波斯境内两河流域地区间的联系。通过广泛的比较和研究，我们发现，上述印章图案与千里之外的两河流域南部尼普尔城出土的十余块楔形文字泥板上的印章图案具有诸多相似之处。相似的要素包括图案中间的植物，植物上方的新月，以及站立在植物两旁的一对动物和它们的姿态。图案最为相似的印章属于一个名叫埃利巴?恩利尔的男性。在他印章的图案中，立于向日葵两侧的动物是两匹马，而不是封泥图案中的两头野山羊；但其他的构图元素，包括动物的前腿仅一条可见，都高度相似（图3）。

图3

这十余块泥板都来自著名的穆拉属（Murashu）家族的私人商业档案，起止年代为公元前454年到前404年。它包括近900块泥板和残片，是研究波斯帝国后期两河流域最重要的材料。该档案显示，穆拉属家族主要从事土地租种和借贷两类经济业务。波斯统治下的两河流域实行土地分封制度：波斯王室把土地分封给居民耕种，居民相应上交实物或白银作为税收，并服兵役；分封的土地可以继承，但不能买卖。在尼普尔城，受封者无力缴纳税收时，可以把自己的封地转租给穆拉属家族，获得对方用白银支付的租金收入；也可以用封地作为抵押，直接向该家族借款。受封者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虽然可以获得现金收入，暂解燃眉之急，但失去封地，沦为佃农的风险大大增加。

鉴于基底斯遗址以东距推罗城40公里不到，我们可将其视为推罗城邦的后院。其出土封泥上保存的印章图案与穆拉属档案中埃利巴?恩利尔的印章图案的相似性引导我们猜想，活跃在两河流域尼普尔城的穆拉属家族与地中海岸边的推罗城邦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果然，在这一家族档案中有六篇文献提及推罗人。前朝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4?前562年在位）西征攻克推罗后，将部分推罗人流放至两河流域南部的尼普尔城作为惩罚，这些推罗人从此在当地安家落户。根据这六篇文献的记录，推罗人在尼普尔拥有封地，但已经将其转租给穆拉属家族以获得白银收入，或者以其作为抵押向该家族借款。显然，这些居住在两河流域的推罗人处于当地社会的中下层。此外，埃利巴?恩利尔作为证人，他的名字出现在上述六篇文献的三篇中（但他的印章图案并未出现）。这样一来，埃利巴?恩利尔的印章图案和证人角色，为确立推罗城邦辖下的基底斯遗址与尼普尔城穆拉属家族档案间的联系提供了关键证据。

但是，穆拉属家族的业务集中在尼普尔城周围，并未遍及两河流域，更没有到达千里之外的推罗。与该家族发生经济往来的推罗人，属于尼普尔当地社会的中下层，与故国推罗城或者基底斯遗址建立直接联系的可能性甚微。就推罗城邦而言，它的贸易和交往对象集中在地中海世界，与两河流域南部没有直接交集。

受其他证据的启发，我们认为，基底斯封泥上的图案，或许来自于一个从流放地尼普尔返回到故国推罗的推罗人的印章；他本人可能是上文提及的、被尼布甲尼撒二世流放到尼普尔城的推罗人的后代。根据《希伯来圣经》（又称《旧约》）中《历代志下》36：22?23和《以斯拉记》1：1?5的记载，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大帝（公元前539?前530年在位）曾颁布诏令，允许在前朝遭到流放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的圣殿。19世纪末出土于两河流域巴比伦城的《居鲁士圆柱铭文》则揭示，除犹太人外，这一返乡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在前朝遭到流放的其他族群。居鲁士之后的波斯国王继续实行这一安抚政策，使得被流放到两河流域本土（主要是尼普尔地区）的其他族群，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得以返回故土。

20世纪早期出土于叙利亚阿勒颇城附近内拉比镇（Neirab）的楔形文字档案则表明，被流放的族群返回故土时，有的家庭会把产生于流放地尼普尔城的文件一并带走。该档案包括27份文件，其中免息的白银和大麦借据20份，财产文献5份，以及两份家庭文献，年代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到前5世纪早期。这一档案所属的家族可能同样在前朝统治下被流放到尼普尔城附近。该家族的后代成员或许也得益于波斯王室的返乡政策，决定回到叙利亚地区的故乡，并把部分家族档案也带回。

基于印章图案的可比性、相关文本材料的解读，以及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的返乡经历，我们认为，在基底斯封泥上留下图案的印章，可能制作于两河流域南部城市尼普尔，其主人是被流放至当地的推罗人后裔。这枚印章的主人后来回到故国推罗，并与基底斯发生某种关联，或许就在该地任职，从而在一份纸草文献的封泥上盖下了自己的印章。

（欧阳晓莉［美］、安德烈娅?柏林，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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