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人群汇集的地点随之转向广州。从大陆各地汇集而来的逃难人潮，随着国民政府的迁移而涌到了广东省的海岸线边。
　　
　　从上一年起就从山东一路撤逃的黄如藻、庄惠鼎等流亡学生们，在1949年的3月搭上了浙赣线的火车前往江西。年轻的他们尽管还一路唱着歌，但颠簸的残酷和辛劳却让每个人都备受折磨。
　　
　　庄惠鼎：坐上火车以后，就是走浙赣线到江西，走了七天七夜。我们坐在车顶上，下大雨就在上头淋雨，那时候我们还穿着棉衣服，棉衣服都淋湿了，湿了以后再在身上干掉。我们小孩不敢下去，都坐在那里，又困，就每个人都在腰里拉一根绳子，再到火车头上圈一圈，打瞌睡的时候往前面一趴，绳子就把他勒回来。有时候绳子不牢，人就掉下去。所以（20世纪）50年代有个《新文艺》杂志，我们有个高年级的女同学，笔名叫傅迟，在那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说沿途有个小孩掉下去了，有人用绳子（把他）拉上来了，说那个小孩就是庄惠鼎。我看到以后她就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还真是有这回事，有的同学就掉下去了。
　　
　　浙赣线是我们自己修的，路很坏，火车颠簸得很厉害。隧道很低，所以一来了隧道，就喊“头低下来”，不低下来的话就被扫下去了，有的人就扫掉了。所以中途有的人受不了，就跳火车，跳到稻田里去摔死了。
　　
　　对山东流亡学校的师生来说，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流亡。1949年6月初，8所流亡学校的将近8000名学生汇集在广州，等待着迁往台湾。当时陈诚已经宣布入台管制，烟台联中的校长张敏之和其他几名校长急得四处斡旋，努力取得入台许可，才终于在6月25日将这些学生送上了“济和轮”。
　　
　　3天后，学生们踏上了澎湖的土地。
　　
　　黄如藻：房子都很旧，是两层楼的，我们就把桌椅搬开，睡在地板上。我们过去住的是广大的平原，而在这样一个小岛上面我们住的地方（是这个样子）。看看那个建筑，跟大陆的情况很不一样，天气也很不一样，我们来这里就感觉到跟大陆完全不同。
　　
　　庄惠鼎：澎湖的风沙很大。我们吃饭都是在院子里，蹲在地上吃。我们8个人一桌，一个桌一盆菜，那个盆子又当洗脸盆，又当菜盆子，8个人围着蹲在那里，风一吹就满盆沙子。我们的教室就是宿舍，铺盖也没有什么铺的东西，就一个被单子（盖着）睡在水泥地上，晚上睡觉，白天上课。前面有个黑板，老师一本书，我们没有书的，老师在上面讲，或者写黑板，我们来抄笔记。笔的话，我们就到街上去捡个笔头，铅笔头削一削就那样写字。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情绪很高。
　　
　　这帮孩子抱着高昂的求学热情，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读书，但一心求学的想法却常常被外界打断。当时国民党部队多半有严重的缺额，而流亡学生总是部队补充兵员的重要对象，他们也同样躲不过去。抵达澎湖不到两个礼拜，这群身高不及枪杆的孩子被集合在大操场。
　　
　　黄如藻：国旗杆那儿是司令台，我们原来就住在司令台后面的一个房子里，里边是日式的，也是旧房子。到13日就开始把我们全部集合在院子里，说澎防部大院要编兵。听到要把我们编兵，同学都有些不服气，都要往外走，但走到门口有警卫上了刺刀，出不去。有的人还是不平，司令官来了以后，我们有个同学就说：“大家不要害怕，我们要跟司令官讲……”结果他话没讲完，刚往司令台这边一走，后面一刺刀就刺在身上，大家都在周围看得清清楚楚，鲜血直往下流。大家看到了心里都觉得很惨，没见过这种场面。
　　
　　学生们的反抗导致流血冲突，事态陡然扩大，最终造成两百多名师生下落不明，2位校长和5名领导反抗的学生被以“匪谍罪”判处枪决。这一事件发生在1949年的7月13日，因此被称为“七一三事件”，被认为是“白色恐怖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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