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根据地的服装

　　20世纪30年代末期，作家孙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延安的土布，深蓝色，布质粗而疏，易下垂拉长。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坠，肩背皆空。有棉衣，甚少。

　　在延安，服装的式样和颜色比较单一。

　　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们的穿戴有着文化人独特的风格。在延安早期的纪录影片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窑洞前唱歌的年轻人，他们服装各异，显示出在城市生活过的痕迹。有人曾这样描述说：在延安，一看见歪戴帽子的，就知道是鲁艺的文化人。

　　灰布军装

　　进入抗战后期（20世纪40年代上半叶），革命者们的服装也发生了变化。在延安后期的影片资料中，同样的窑洞前唱歌的场景，人们的服装已经变成了统一的灰布军装。

　　对于很多奔赴延安的文化人来说，脱掉旧长衫，穿上灰布军装，这就告别了过去的生活，成为新人延安人了。

　　这时在延安的各大礼堂里，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是用废弃的美孚汽油桶改制而成。

　　在一个周末交谊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跟一个同样腼腆的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后来，同样是在一个周末晚上，何其芳、牟决鸣在窑洞里举行了婚礼。他们身穿由灰色洗得发白的土布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们致谢。当时延安的婚礼很简单，称为“花生米婚礼”。拉起手风琴、唱起祝福歌，分着花生米，用轻快的交谊舞向新人表示庆贺。

　　《野百合花》提到的“衣分三色”

　　1942年3月王实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当时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大发牢骚。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艾青作了说明：王实味讲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样的呢？所谓“衣分三色”，就是高级干部的深蓝色斜纹布、中级干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层干部的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并非什么哔叽、华达呢和灰布之间的分别。艾青还指出：我们也不止一次看见毛泽东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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