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经说，清军是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

　　晚清军营的一大怪现状是士兵普遍都有自己的第二职业，或者经商做买卖，或者种地，或者操持什么手艺。对许多绿营兵来说，做小生意或者手艺活儿是他们的主业，而当兵才是“第二职业”。他们的主要时间都用来开店摆摊，或者做木匠、裁缝等等，只有轮到自己值班时，才到营里去呆上一天。

　　据鸦片战争期间当过定海县令姚怀祥幕友的王庆庄透露，定海镇的绿营兵，有一半的真正身份是理发匠、修脚工、仆人等，“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馀，承平日久，隶兵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圆，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

　　绿营兵还有开杂货铺的，开茶馆的，贩鱼的，卖肉的??几乎无所不有。

　　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军人，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工匠化”呢？

　　这是清代“薄俸制”惹的祸。清代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米三斗。清代绿营还有另一项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装备甚至军装马匹都要军人自己负担。

　　清初物价很低，一个绿营士兵的月饷可勉强维持一家生活。但随着清中期后物价渐涨，这点军饷就不够用了。但清政府却以“遵守祖制，永不加赋”为名，拒绝对军饷标准进行调整。和士兵一样，绿营军官的收入同样过低。最高武官，年收入尚不足千两。这怎么能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费用？何况许多军官的官职是花钱买来的。军官的搜刮对象远不如地方官那样广泛，无处不可拔毛。他们能对下剥削的，只有属下的兵丁。

　　经过层层盘剥，最后能够落到士兵手里的军饷实在是非常可怜。

　　当“皇粮”填不饱肚子时，士兵们别寻生计，也就自然而然。由此才出现在晚清军营中广泛的经商潮。士兵混迹市肆, 做小买卖、干手艺活, 挣钱糊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军官干脆主动鼓励士兵个人外出经商，自己侵吞一半兵饷，只把一半兵饷发放给士兵。这种情形在有些地方渐渐成为一种半公开的制度。因此，士兵们的主要精神都放到谋生上，对日常操演能躲就躲。营中每逢会操，大都是雇人顶替。

　　与此同时，由于绿营士兵的武器用品都要自己购买，所以大部分兵士能不买就不买，损坏后能不添补者就不添补。再加上拨下来的军马草料从来都不够用，“兵马关支草料, 多有克扣短少”，士兵们都不愿认真操练，怕累着战马，出个三长两短，自己还要承担赔款。因此军中“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等件，俱钝敝朽坏, 至于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从未见备”。

　　这样一支军队，谈什么战斗力呢？

　　道光三十年太平军初起之际，朝廷命周天爵署广西巡抚领兵镇压。周天爵在致亲友的信中这样描述清军在太平军前面的表现：

　　出征之际，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羊，说什么也不愿上路：“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两年过去了，太平军这些“乌合之众”没如清廷想象那样官军一到，立成齑粉，反而越战越强。朝廷开始不断换帅，还特别抽调广州火器专家乌兰泰以副都统身份到前线助战。乌兰泰到了前线，惊讶地发现拨归其麾下的贵州绿营各军竟全无训练，毫无军事常识。咸丰元年五月中坪独鳌山一战，这些贵州兵临敌竟不知挖壕筑垒，面对七名冲杀过来的太平军，一千官兵不战而溃。

　　（张宏杰：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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