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欧立德教授在清华大学做题为“帝国的转向及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的演讲（The Imperial Turn and Its Meaning for Chinese History）。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仲伟民主持了本次活动，侯旭东、倪玉平等教授也来到了现场。
欧立德，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哈佛大学副教务长，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新清史”研究领军人物之一，著有《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一书。（摄影：沈雪晨）
以《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2001)一举成名的欧立德，现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系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此次来到清华，他颇有感慨地提到费正清在1930年代初次来到中国时，也是在这座美丽的校园里第一次学习中文、深化他的中国研究的。好在今天的他已经可以用中文做演讲，而不用像前辈那样再制作一堆中文单词的卡片了。作为一个以满学、八旗研究起家的学者，欧立德所强调的清史研究中的内亚视角（Inner Asian View）、多民族文献特别是满文档案的使用，重视与其他帝国的比较研究，已成为“新清史”思潮的代表性特征。通过反思前辈们的西方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这一代的学者试图回到以中国为本位的思考中去，由此发掘清朝作为一个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是如何完成前近代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
欧立德《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资料图）
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
本次演讲的主题，源于欧立德在两年前发表于《读书》上的文章《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这也是他至今仍在思考的问题：既然十九世纪之前中国语言里面没有“帝国”这个词，我们有什么理由用Empire的概念去形容传统中国的政体呢？在中国本土的语汇里，原本只有“天下”、“皇帝”这样的字眼，我们把Empire用在对中国史的表述里，就类似于用“天下”的概念去概括古罗马世界，是值得讨论的。
首次把大清当做一个“帝国”，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当时他面对“大日本帝国”的名称，感到不能降低国格，才用它达到一种平等的效果。有趣的是，“大清帝国”的提法很快被接受，出现在此后几年内的报纸、地图、法典中，官方还制作了一方有“帝国”字样的玉玺。当代的中国学者也已经习惯了用“帝国”去形容古代中国，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用法。欧立德认为，如果我们能明确帝国的定义，把“帝国”和“皇帝”两个词分开来去讨论，或许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能有新的帮助。
“帝国转向”的由来与“帝国”含义的变化
在西方的研究中，首次使用“帝国”去形容中国是1920年代。此后用这个词来研究中国的案例越来越多，如果用Google Books的Ngram View做出统计图表来，就能发现它们在上世纪60年代达到巅峰，此后又有下降的趋势，直到90年代以来Empire和Imperial的提法又明显上升起来。这是由于在60年代，西方中心的、二元对立的传统帝国历史书写已经发展到极限，而直至90年代，新的“帝国转向”（Imperial Turn）才经形成。
讲座现场（摄影：沈雪晨）
西方历史学界在近五十年来形成了多种转向，比如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民族转向（Ethnic Turn）等，“帝国转向”也是其中之一。在欧立德看来，这一转向使得我们对待帝国的视角和从前产生了两大区别：一是把帝国作为政治、文化体制来看待，而不是传统重视的经济体制，它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式帝国主义经济掠夺，而重视帝国内部的文化习俗、政治传统是如何互动的；二是开始以横向比较的研究范式，它去除了殖民母国的中心地位和文化优越性，把各帝国内的各部分都看做参与全球经济、政治运行的独立分子，赋予较高的主体性，从而瓦解了以往的“二元对立”模型。比如英国史学家们对于研究大英帝国的历史，就开始侧重母国之外的殖民地建设活动，是如何对对本国的政治、文化产生影响的。把域外的范围纳入本国历史，就大大改变了帝国的历史书写，是为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在这方面Cooper和Burnbank的Empire in World History就是这样的典范。“帝国转向”使得“帝国”这一名词被从历史的垃圾桶里捡了回来，不再代表肮脏，而有了新的解释价值。
这一转向在90年代发生，原因可能与苏联、南斯拉夫的崩溃有关，它们瓦解后的权力真空让人思考帝国控制的历史意义。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全球也发现作为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恐怖主义仍活跃于当代世界，这证明帝国并非因二战后的民族国家独立运动而消亡，两者仍并存于21世纪。
转向后的帝国产生一些新的定义，比如Ronald Suny认为，帝国的本质是它的公民生活在不平等的规则之下，而非以往认为的西方现代价值；Edward Said指出帝国的文化是复杂而多元的，它们交互影响，并非单一方向的引领进步；Cooper和Burnbank吓了这样的定义：帝国包含各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历史传统、政治权威、军事阶层、边疆范围和管理机构。这些新的定义都将影响到我们观察大航海运动以来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同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对清代历史的理解。
欧立德与中国学生互动（摄影：沈雪晨）
当我们谈论“大清帝国”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把它当做一个帝国？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即便传统中国并非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帝国，西方研究中的“帝国转向”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它对于我们理解清朝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实现帝国内部不同地理环境、人群种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的融合过程中，到底采取了哪些策略，有什么优点，最后成就了这样一个满族王朝267年的成功统治。这种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色彩，可以把过去和现在并在一起交谈，达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前段时间热播的《复兴之路》就是一种对盛清的记忆，以片中的标准，要复兴的辉煌不就是康乾盛世；经济学人也在两年前以习近平身穿皇袍的照片作为封面，来呈现当代中国的崛起与曾经的帝国记忆之间的关联。当然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也希望当代世界几个大国之间的外交，不要变成像二十世纪初帝国之间那样的形式。
清史研究中的“帝国转向”或许也可以帮助我们把中国和其他帝国的体制进行比较，比较历史（Comparative History）的研究方法是很宝贵的，就算考察做中国历史内部，仍然也是在做各朝代之间的比较，因此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并没有什么不妥。另一方面，我们不要把中国历史当做独一无二的（Unique），你预设它是特殊到无可比较的话，我们会陷入无法与其他文明交谈的陷阱，中国历史本身的意义也无法彰显出来了。
凤凰网特约记者沈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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