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一天的晚饭后，我接到通知，于当晚九点钟，准时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我提前几分钟到达怀仁堂，见门口冷冷清清，除几名警卫人员外，几乎看不到别的人。进了大门才看到右边走廊内有几位同志，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九点整，值班人员告诉我们到东大厅。进了门只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位中央领导，严肃而端正地坐在那里。汪东兴招呼我们坐下，并向华国锋、叶剑英说，人到齐了。华国锋主席向我们作指示。大意是:我们党内要办一件大事，就是采取果断措施，解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问题。这四个人已被隔离审查，行动进行得很顺利。你们的任务是立即分组到他们的住地，清查其反党罪证。这个任务很重要，要求你们绝对保守机密，于今夜11点整同时进入四个人的住地。并提醒我们提高警惕，防备有人抵抗。重点是王洪文那里，他有枪支。对工作人员，要做好思想工作，交代政策。他们都是由组织上安排去工作的，“四人帮”的反党罪行由他们自己负责任，与工作人员无关。中央是信任他们的，希望他们彻底揭发，划清界限。
接着，汪东兴同志宣布分组名单。共分四组，每组2人。我和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傅家瑞负责王洪文处的清查工作。
11点整，我们进入钓鱼台16号楼。一进门便径直到值班室，让值班员通知全体人员马上到会议室开会。这时，我看到值班室墙上的记事板上，还写着中办电告王洪文“晚上八点半到怀仁堂开会、八点到”的通知。除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一处住地被收审外，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是接到这样错开时间到会的通知，进会场时被抓捕的。
一天饭后，碰巧几个清查组的同志一起从食堂出来。边走边谈，说起了路边树上的柿子，江青清查组有位同志说，十楼里挂着长在一条枝上的四个柿子。这样一说，其他组的同志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那里也挂有同样的四个柿子，就连住在钓鱼台外面的姚文元那里也是一样。我们感到迷惑:不知是他们有意所为，还是无意的巧合，还是有什么别的含义?至今仍是个谜。
人到齐了，会议开始。首先向大家说明来意，要求他们积极配合清查组的工作:第一，立即交出随身佩带武器以及存放枪支弹药的钥匙，交出所有文件柜、办公桌抽屉以及楼内房间钥匙。第二，以上物品交清后，即到门口登车到学习班学习，揭发王洪文的反党罪行。第三，除个人生活必需品外，其他东西一律不得携带。
机要秘书首先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坚决与反党分子王洪文划清界限，并立即交出他所持有的全部钥匙。警卫员也当即交出身上带的手枪和所有存放枪支弹药柜的钥匙，并同我们一起开柜清点登记。其中有各式手枪、步枪、冲锋枪以及微型机枪等多支;还有猎枪数支和各种子弹、猎枪弹。当我们检查王洪文的卧室时，在他的枕头下面发现一支锃光发亮的左轮手枪。拿起一看，子弹还上着膛呢。我们立即把子弹退了出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私藏那么多武器，枕着手枪睡眠，这不是做贼心虚、别有企图又是什么!
工作人员走了以后，我们开始了紧张的清查工作。遵照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不使用楼内电话，不往外打，外来电话也一概不接。“四人帮”被抓后，他们的亲信，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万分。10月6日夜和次日整天，楼上楼下，几乎所有的电话，都一齐响了起来，昼夜不停。吵得我们两人简直无法工作。加上唐山大地震后余震不断，室内到处叮当作响，吊灯直晃。这些我们也都顾不上了。忙得我俩从进去后一口水没喝，一口食物未吃，一眼未合。由于所有窗帘紧遮，也没工夫顾及是什么时辰了。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我跑去掀起门帘一看，是哨兵敲的门，他报告说，钓鱼台管理局韩局长来叫我们吃午饭。这才知道，我们原来已连续工作13个多小时了。我们只好随他去食堂吃饭。
文件柜里的“绝密材料”
王洪文的办公室陈设倒也简单。有写字台、大小铁皮文件柜和书柜。室内最显眼的，要数一进门靠墙摆着的大酒柜。酒柜上面摆着一瓶茅台酒，旁边盘子里扣着几只酒杯。通过推拉式的玻璃门，一眼可以看到，柜内上层放的仍是茅台酒，下层码放着一条条的中华牌香烟。据说这些烟酒都是上海提供的。
写字台上，除有一个插着几支铅笔的笔筒外，别无其他东西，没有文件，没有一本书、一张报纸。办公桌的抽屉没有上锁。拉开一看，有两样东西:一样是裁得方方正正的小纸片，有几张写了字，内容诸如“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武装自己的头脑”、“一个人不仅要会工作，还要会休息”等平平常常的话语，每句话后面都签有“王洪文”三字。可能是在编凑“语录”，以备日后题词之用。可惜的是，他的文化底子太薄，写不出什么有哲理的话来。抽屉里的另一样东西是一纸袋尺码、版本不同的“标准照”，有的照片边沿还注有“可用”二字。显然，这是为挂像作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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