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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南方周末》2011年6月16日B10版，作者：苏永通、聂萌房、珊珊，原题：《原中顾委委员们的晚年片段：党的老人》

原文编者按：1982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邓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1992年，包括邓在内的开国一代中共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如今，中顾委已撤销了近二十年。虽然机构不存，但这些威名赫赫的党内老人们，却依然发挥着隐隐的力量。哪怕有的已不能言语，其偶尔出现在报刊或网络上的文章，仍引发着激烈争议，提醒各方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近20年来，这些老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不同的符号，他们的大多数人都关注历史真相，因为历史往往会影响现实。他们也仍旧勤于思考，仍旧坚持己见，甚至正面争吵，界限了然。而这些分歧，很多时候，恰恰代表了正在行进的中国的不同侧面。

据人民网统计，两届近300人的原中顾委委员，在世者已不足30人，仅存十分之一。我们在此时，回念和记录这些正在远去的老人———他们都已岁过耄耋，历经沉浮，从而洞察历史；其所思所述虽然交锋激烈，但都不容忽视———并期望这种对远去者的追忆，有助于当下的思考。

此为南方周末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报道的第一篇。

2000年的一天，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亮相与“归隐”

1993年10月19日，十四大闭幕后，第一大悬念才解开：邓小平来了。这位大会特邀代表，以接见全体代表的方式出现。《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写道：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他“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无疑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退休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也是党的老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自1987年十三大起，每届党代会都会设40-60名特邀代表。

此前的中顾委委员们，在中顾委撤销后，以此身份亮相的，少之又少。

1997年9月，将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十五大的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专门约见《人民日报》记者，表达“一个老党员的祝愿”。报道中说，越说越兴奋，宋老硬是要从轮椅上下来自己走走。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薄先后协助邓小平、陈云，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在原中顾委委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各省一把手，以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最为人熟知。1985年，他选择一退到底，包括未出任省顾委主任。依照惯例，任仲夷没有被组织列入十三大（1987年）代表候选人名单，却意外被数百名党员联名推荐并全票当选，又高票连任至十六大（2002年），创下党代会正式代表参会次数和年龄之最。

2002年十六大，88岁的任仲夷在卫生间被中外媒体包围。他在会上重复自己在十五大时所引用过的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老人还不忘其一贯的幽默：“三个代表”要当一辈子，党代表不能只在开会期间当一次。任仲夷每次参会都被期待着发言。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被充分发掘。

一些非政治性的“中”字头团体，有时可见老干部们的身影，或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或挂名顾问。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而他的前任，则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著的文学成就，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终于出版，更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上将吕正操则曾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时，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小时，运动量惊人。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还撬动了堪称“浩大”的文化工程。肖克发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挂帅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共101卷、4000余万字，由全国近200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1998年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并作序。

在党内，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是较早主动撰写回忆录的中共高层官员。他1988年之后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党史研究和著述，已出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1年上卷、1993年下卷）、《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年上卷）等。前者是带有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涉及了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后者则是薄一波个人回忆录。

薄一波在玉泉山的“写作班子”至今仍在工作，类似的机构已有多个。在党内，领袖级人物（毛、周、刘、朱、任、邓、陈）的著作，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都有专门的编研部（组）负责，而其他领导人，则可申请中央批准，成立专门的机构。

“二线”政治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撤销，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

但也有例外。

在十四大，两届中顾委委员刘华清以76岁高龄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江泽民的军事助手，直至1998年卸任。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航母的消息频现报端，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再次受到国内外关注。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以“半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成为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深居简出，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度关注。

上将张爱萍自1987年退休之后，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喜欢谈诗论赋。他的儿子张胜在2008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提到，1989年之后，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河南南街村，创造“没有腐败”、“共同富裕”等奇迹，便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写信，《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来信，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播出，于是执拗的张爱萍自己去了南街村考察。

张胜回忆说，父亲还给中央相关同志直接通了电话，但对方“没有明确的态度”。儿子跟他也有分歧：“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南街村）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张胜写道，“我觉得父亲真的已经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则对当下社会风气不满，据他的女儿汪延群转述，他觉得“时代是退步了”，人都“钻钱眼里了”。他最近也关注利比亚问题，“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打人家国家还特别有理”。

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南街村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到省里必须派个什么人来陪，吃饭也陪，做这个也陪那个也陪，这种规矩我爸就很反感。”他后来也不去公园散步了，老人对他的警卫需要买票进公园忿忿不平，在他的意识里，“公园是国家的，人人都应该平等”。汪延群说。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1003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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