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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餐桌和厕所更能让人可以对一个民族的个性一目了然。

中国人的圆餐桌聚集了推杯换盏的热闹、替邻座盛汤夹菜的体贴和十几双筷子在同一个盘子里翻转乾坤的灵巧；西方人的方餐桌则勾勒出像刀叉一样一板一眼的规矩、像餐碟一样各自为政的距离和像红酒一样浅尝辄止的客气。

中国传统的敞开式蹲厕训练出国人直面他人和自己泰然自若的淡定和卷起裤腿，踮起脚尖，常在坑边走却能不湿鞋的游刃有余；而西式厕所格子中间的坐便器、免费的厕纸、洗手液和烘手机，圈出的是不可逾越的个人空间和对方便和舒适习以为常全无感激之心的漠然。

但相对于餐桌，厕所在展示文化差异的舞台上承担的戏份似乎更重。因为用餐时的礼数和习俗很容易在美食的诱惑下被抛到脑后，而在如厕这个枯燥的过程中，闲置的大脑会更敏感，更容易捕捉到差异带来的新奇。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老外们对中国的厕所总是“情有独钟”——不只一个到过中国的老外朋友向我展示他们拍的厕所照片，好像我才是只见过坐式马桶没见过蹲坑的“老外”。

无论是蹲式还是坐式，不同的厕所文化下长大的人对自己习惯的如厕方式的依赖就像是对自己用了多年的枕头，稍微换一个样就可能导致失眠。我刚开始在南京工作时，曾有一个美国老友来访，她可以在仲夏的“大火炉”中和我挤在没有空调的集体宿舍，但每次上厕所都不惜长途跋涉走去20分钟之外的麦当劳。而几年后，我在纽约的唐人街又遇到不少已经在美国住了几十年，却仍然固执地坚持蹲在坐便器上如厕的老华侨。

但对于初来纽约居住的中国人，最难适应的倒不是如厕姿势的改变，而是到哪儿去找厕所，因为公共厕所在这个号称无所不有的大都会基本上是稀有物种。市属公园里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设厕所，但这些厕所的开放时间一律是和政府部门工作时间高度一致的朝九晚五，下班后大门紧锁，过时不候。大商场里的厕所一般都设在最隐蔽的角落，门口的标识好像对自己的职位很不情愿，恨不得长出手来捂着已经很不起眼的脸。大中型餐馆按法律也必须设厕所，但几乎每家门上都冷冰冰的挂着“厕所只对顾客开放” 的牌子。

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这些客流量大的连锁店，干脆把厕所门锁上，想不经过掌管钥匙的工作人员的许可溜进去偷偷方便一下，基本上不可能。在中国随处可见的街头厕所在这里更是稀罕。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讨论的街头厕所工程，到去年才刚刚为纽约带来了第一家街头收费厕所。但相对于由五个区800万人口组成的纽约，位于曼哈顿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前的这个孤零零的收费公厕实在显得力不从心。

我刚来纽约读新闻时，在一次关于市政建设的课堂讨论上好奇地提问：纽约人在街上怎么解决内急的问题？教授好像看到了月亮背面，兴奋地安排我就此做采访报道，但这个心存私念的选题并没有让我学到期待中的独门秘笈——原来，即使是土生土长的纽约客，除了厚着脸皮去问快餐店服务员要钥匙或上街前少喝水，也没有别的窍门。

对于一个在十九世纪末就意识到公厕紧缺问题的城市，纽约的公厕现状严峻得令人感到难以置信。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厕短缺并不是问题，单在地铁站里就有超过近2000个公厕。但随着治安的恶化，公厕里衍生出的罪案，让这些厕所逐渐被关闭，也使新建厕所计划屡次因为成了选址附近居民和商家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流产。再加上在权益泛滥的纽约，公共厕所经常成为人权官司的导火索，妇女、残疾人、变性人都曾经因为公厕在设计上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权益而兴诉，也让市政府失去了增建的动力，干脆把洗脚水和孩子一块倒掉了事。

与纽约的裹足不前相比，中国的大城市这些年在厕所建设上倒是花了不少心思，五星级公厕、花香厕所这些名词不断出现。在北京奥运之前，建坐厕还是建蹲厕也成了热点话题。不过，大部分的街头厕所似乎仍然保留着古朴的式样和风格，我最近回国时，在忘带厕纸时的尴尬和与等位的人面对面时的不知所措中郁闷地意识到，自己与母语文化也产生了距离。

不过，中国的街头厕所仍然让我觉得自豪，虽然靠鼻子做向导就能找到它，但至少你需要它时，它一定就在不远处等你，单凭这个就足够让纽约汗颜——舒服又舒心的厕所当然好，但方便永远都是公厕的第一职能，也应该是评判公厕的最高标准。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100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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