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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检讨可以看出，博古的检讨是诚恳的，而王明的检讨是不诚恳的。由于他们的态度不同，对他们的批判也是不同的。从王明与博古的比较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认真学习理论，但不能搞教条主义。二是犯了错误不要紧，但不能坚持错误不改。

博古（左）和王明（右） 资料图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5年10月26日第A38版，作者：郭德宏，原题：对待错误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不同结局——关于王明、博古之比较研究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在抗战初期又同样犯了右倾错误。因此，往往把他们相提并论。确实，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很有才华，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很年轻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在青年中有影响的人物；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理论水平很高；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就在20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抗战时期犯了右倾错误；都在离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以后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等等。但是，王明和博古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在党内的地位不同

王明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那时，博古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在1931年4月才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他才参与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抗日战争初期，两人虽然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王明很快就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博古只是长江局委员。所以在这两个时期，王明的政治地位都比博古高。但是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中国到苏联以后，博古逐渐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王明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此时，博古在党内的地位要比王明高。

在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应承担的责任不同

王明比博古大三岁，政治地位早期比博古高，斗争经验比博古更丰富，因此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王明在与博古的关系中就起着主导的作用，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随者。1930年在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中，王明是为首的。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们的右倾错误也是以王明为首的。

但是，从1931年10月王明出国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博古则应负主要责任，不能把这些错误都算到王明头上。过去有很多论著都说王明到莫斯科以后，仍然在遥控中共中央，主要责任还在王明。事实上，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其一，王明从1931年10月到莫斯科以后就脱离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从那时起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实际工作都是由博古主持的，理应由博古负主要责任；其二，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了分歧，王明还对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多次提出批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都算到王明的头上；其三，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通讯联系都很不方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处理得比较好。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

王明曾较早地认识到一些“左”倾错误，并对博古主持的工作提出过批评

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能够比较早地了解共产国际及苏联政策的变化。因此，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发生了分歧，并多次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批评。在我和周国全合著的《王明传》中，就谈到了这些分歧和批评。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0957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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