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到我这儿,万万没想到,竟然给了我个“半拉子分”,还赶不上一般妇女的报酬,属于等外品!我不在乎工分,而是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5年8月27日第7版,作者:达式东,原题:《第一次评工分》
1968年10月,我来到内蒙古科左后旗插队。我们集体户是不同学校的几个知青临时组成的。那年年底,我参加了平生第一次的“评大寨工分”。这大寨式评工记分,是由大寨人创造的。按照“树标兵、自报、公议”三个步骤,找出公认的农活标兵,男标兵每天定为10分,由生产队长担当;女标兵定为8分,当然是妇女队长没跑。其他人先自报,由大家参照标兵对各人按政治表现、劳动态度、力气、技术程度进行评议定分。“四类分子”属于专政对象,没资格参加,他们的工分,一般都低于同等劳力。知青会咋评呢?谁心里也没数。
社员的工分很快就评完了,轮到我们知青头上了。初来乍到,今天说评就评上了。知青没有自报环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嘛,由贫下中农直接开评。嘿,真有差距了,有给整劳力分儿的,有给妇女分儿的,还挺麻利。评到我这儿,万万没想到,竟然给了我个“半拉子分”,还赶不上一般妇女的报酬,属于等外品!我不在乎工分,而是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个堂堂七尺男儿,竟不如一般的妇女,我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下乡虽说是“接受再教育”,可我满脑子里装的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咱是“工人出身”,不也是领导阶级?所以不管干啥,我都会想,我是城里来的工人子弟,哪能和农民混在一块堆儿呢?尤其地头歇气儿,社员们人人用报纸撕的条儿“卷大炮”,抽旱烟时,乌烟瘴气;闲聊时,家长里短,荤的素的一起上。这时,我都会躲得远远的!而其他知青,却和他们有说有笑,混得像一家人似的。是我瞧不起农民,还是农民瞧不起我?
我认识到,我与农民之间有一堵高墙,我必须放下架子,与他们打成一片。
观念变了,对农民的感情也变了,我发现他们是那样的淳朴,有什么好吃的,都请我们尝尝;哪个知青病了,他们都会拉到家里煮些热乎粥啥的,加点儿稀罕物慰劳慰劳。老农说:“对自己狠着点儿,别惜力,啥活儿也没有三天力巴头!”那以后我出勤是头号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连发烧拉稀都不耽误,冬天干活时大棉袄外系一条粗麻绳(下乡四十年纪念时还有知青劈面就问我,扎腰的麻绳还在吗?);夏天只穿一条长裤;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各种农活都学到了手。锄地割地刨茬子,扬粪播种挑大泥,样样活计落不下!农民都夸我,像个庄稼把式了。歇晌时,我和他们有说有笑,在人群里,没人再说我和社员不一样了!身上也留下终身纪念的“光荣疤”:腿上是刨茬子镐头砍的;右手是磨锄头伤的;左手是割高粱镰刀拉的——当然,工分也挣的是整劳力分了。上秋时出河工,公社从工地上抽调我进指挥部,那可是按照三个民工量抵换我去的呢!脱胎换骨的结果是一年下来足足挣了四千多分,决算时,我的收入约合月工资三十多元,哈哈,一点儿不比留城的差!
第一次评工分的教训成了我宝贵的财富,那以后不管做什么,我都切切不忘与群众打成一片,明白了群众是真正英雄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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