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软禁”中生活

　　1933年5月19日回到苏联后，高尔基似乎更加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礼遇，地位颇高，身上堆满各种荣誉，官方除了在莫斯科市内小尼基塔街和郊外的哥尔克村给他安排了两处宽敞的住所之外，为了使他不再返回索伦托过冬，又给他安排了一处过冬的住所，即泰谢里别墅。但高尔基却对此产生了一种愤怒的情绪，因为他时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种被监视、被封锁、被规范的反常状态中。

　　甚至他的所有信件都受到检查，所有电话都被记录。作家安?普拉东诺夫、“反对派”人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寄给高尔基的许多信件，包括季诺维也夫1935年1月28日在狱中写给高尔基的求助信，都未到达他手中。小尼基塔街6号高尔基寓所的管理员柯申科夫清楚地记得，高尔基曾说：“在我的一生中都有敌人存在，现在我们的住宅里也有。”

　　在高尔基的住所里，秘书克留契科夫就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物。1932年秋高尔基回索伦托以后，克留契科夫的妻子伊丽莎白?扎哈罗夫娜就要求柯申科夫把寄给高尔基的信统统都交给她。柯申科夫没有答应，她立即提出要撤换柯申科夫。后来只是由于高尔基原配夫人叶?巴?彼什科娃的反对，柯申科夫才被留任。法国思想文学家罗曼?罗兰于1935年访问苏联后说，此人“成了高尔基与外界的全部联系的唯一中介人”;“为了隔绝高尔基和文学界同行及读者的联系，克留契科夫花了不少力气”;尽管他对高尔基也许有所帮助，但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由他安排的封锁是令人痛苦的。罗兰肯定，克留契科夫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等上层人物的关系大可令人怀疑。罗兰当时并不知道，克留契科夫就是亚戈达直接安排在高尔基身边的。亚戈达本人也经常出入于高尔基住所，令作家十分厌恶。

　　尤其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克留契科夫及高尔基住所的保安人员都随时带着武器。对此，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彼什科夫曾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抗议和反对。可是，这个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却在1934年5月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之后突然去世了。这一可怕的事实给高尔基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精神创伤。5月26日，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儿子的死对于我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被白痴侮辱了似的打击。

　　他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情景，至今在我眼前闪现，仿佛我昨天还看见似的，我到生命终结时也忘不了自然界机械的暴虐狂对人的这种令人愤怒的折磨。马克西姆，他是个健壮的人，却死得痛苦。”在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能真正保护高尔基了。他的行动受到更多的限制，甚至连想去农村走一走也不能实现。在家中，高尔基经常贪婪地听着柯申科夫讲述他们村里的情况。他多次要到那里去看一看，却一直未能成行。

　　1934年和1935年夏，高尔基乘船沿伏尔加河旅行时，也只能整天坐在甲板上，用望远镜看着两岸的村庄，而不能下船到村中去。他知道，如果他真的被允许走进村庄，那么也只能看到精心装饰过的、特意为他准备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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