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古代的权力结构中，尤其是地方的官府衙门里，官吏存在着很多获取灰色收入的管道。而在他们获取灰色收入的过程中，并不排除有人会突破尺度，坏了行规，但多数食权者还是会选择一边奉行官家制度，一边又恪守另一套灰色生存的规则，打打制度的擦边球。除非到了一个新王朝的初建阶段，国家机器与政治制度一并打破重建，这种灰色生存系统才失去了生存土壤。而在正常的年份里，就算食权者半明半暗地奉行灰色生存的那一套规则，往往也会被视为一种半合法的行为。

　　古代官僚制度是一种相对刚性的制度，它的主要特质就是命令和服从。这种制度所发出的辐射力量通常直接指向各级官员，而官员作为服从者往往处于被动状态。与制度的强大约束力相比，人是具有柔韧性的生命个体，是可塑的、可变的。人在现实和规则面前，就算是铁打的英雄也有弯腰的时候，所以这种被动的服从也就成为官家制度(政府正式的规章制度)的“异化”模式。在异化了的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很多时候人也就被裹挟着成为刚性制度的一部分，于是有温度的生命个体就可能被制度物化。中国古代官员的灰色生存和官僚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权力集团中的灰色生存是官僚制度的一种异化，前者又反过来推动了后者按照独立的规则运转下去，结果两者相互强化，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

　　古代官员的灰色生存与权力配置的特点和崇尚权力的政治文化的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权力配置的特点来看，正式权力的暗箱操作是古代官员灰色生存难以真正被遏制的最主要原因。而所谓的“灰色收入”，也就是由行为人收取的，官家制度不认可其为合法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认定其为违法或非法，但又是有违社会公平公正的、不合理的那部分收入。灰色收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确定其来源的合法性，但又无法认定其非法性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其划到灰色收入的盘子里。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官府衙门和各部门福利中，权力集中者所得会比一般官吏来得多，而人情送礼，也是官阶越高、权力越大，节礼就会越丰厚。这是官家制度“敬长尊权”规则下的必然结果。

　　二是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事玩来转去最终都要纠结在“人情”二字上面。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春节期间，知府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提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如果说他单纯的是知府的亲戚，那么这些贵重的东西就应该属于白色收入，是礼品;但是如果亲戚是其所辖地的一名知县，也是做官的，而知府又正好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帮助到他，那么亲戚拎上门的礼品就可能转化为灰色收入。灰色收入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与中国自古以来“熟人社会”编织的那一张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有着密切的联系。道理很简单，人熟自然形成关系;关系也就是人脉资源，有关系就好办事。如果人不是那么熟，就会逼着你变着法儿地去打通自己的人脉。而打通人脉的过程也就把人置于一种灰色生存的状态之中，这个时候就需要奉上礼金、礼品，依靠糖衣炮弹轰开人与人之间的冰冷状态，把关系搞得熟络一点，为下一步捞取私利做好人情铺垫。就算没有捞到现实利益，最起码不用担心具有“合法伤害权”的人在背后捅你刀子。

　　熟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私人利益的对接管道，并通过这种管道把人与人联系起来，将各个点连成一条线，最后构成一张张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而灰色收入正是这一张张关系网捕进去的鱼和虾，网越大捕进去大鱼大虾的几率就越高。关系网越织越密，灰色收入也就愈演愈烈，并进而成为深度扭曲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剂。换句话来说，熟人社会所遵循的运行规则，无非就是灰色生存的基本规则。如果每个人都能踢开潜规则，给不给“好处”都一样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谁又愿意无端地去增大自己的交际成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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