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四野”正红,“中央文革小组”想把我父亲当成炮弹打“刘邓”,但我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不是那种当炮弹的人。他一听“中央文革小组”要他打“刘邓”就很反感,主动站到“刘邓”那边。
本文摘自:《鲁豫有约·名门》,作者: 陈鲁豫,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8年12月,一篇长达万余字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轰动。女儿对含冤而逝的父亲的无尽思念,勾起了无数饱经乱世离合者的共鸣。陶斯亮因而闻名全国,她的父亲陶铸也在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获得平反。
杨叔叔是童年最亲的人
在中共的革命历史上,有7对“弄假成真”的著名夫妻,陶铸和曾志就是其中一对。1933年初,根据组织的安排和工作需要,22岁的曾志与大她3岁的陶铸假扮成夫妻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短短几个月的相处后,陶铸被调往上海,两人就此分别,几年后,重逢于延安,两人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女儿陶斯亮,意思是“这儿,最光明”。
鲁豫:您长得像谁?
陶斯亮:我很愿意像我妈,但还是像我爸了。我妈长得秀气,到老都很清秀。她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漂亮老太太。有人说,革命的美人永远不老。
鲁豫:妈妈讲过您出生时的故事吗?
陶斯亮:我生在延安,是一个苏联妇科医生给我接生的。生我时妈妈子宫大出血,差点儿死掉。生下我不久,因为整风运动,她被隔离了,整得很惨。
曾志怀孕7个月时,曾被惊马摔到地上,造成脑震荡;分娩的时候,由于护士缺乏经验,孩子直接掉在地上。生产后没多久,又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她成了延安整风运动审查的重点对象。虽然经历了严酷的车轮战和颇有“创意”的体罚,她依然有则说有,无则说无,始终不掉一滴眼泪,只是更加想念女儿斯亮。最终,为了甩掉压在身上的“错误”包袱,证明自己政治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她打报告给毛泽东,主动要求随丈夫北上打游击。
1945年,陶铸和曾志双双被派往东北,年幼的陶斯亮被留在延安保育院,托付给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二级残疾战士杨顺卿照看。在陶斯亮的记忆中,这位曾给朱德当过马夫的杨叔叔曾是她童年最亲的人。
陶斯亮和杨顺卿相依为命。杨顺卿对这个小女孩投入了全部情感:养鸡下了蛋,自己不吃留给她吃;业余时间纺线,卖线得来的钱全给她买了零食。同时,杨顺卿温和、安详的性格也潜移默化了这位“养女”。陶斯亮日后回忆起杨叔叔时说:“虽然他没文化,但是他却教会了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善良。”
第一次见爸爸,吓得大哭
1946年,国共战火炙烈,随时可能烧到延安,中央决定让所有非战斗单位转移别处。这一年8月,杨顺卿带着年幼的陶斯亮到东北寻找陶铸夫妇。刚走出延安不到30里,就遇见飞机轰炸,坐在驴背柳条筐里的陶斯亮吓得大哭。杨顺卿赶紧拽着毛驴躲进青纱帐,天黑才敢出来。
此后,为绕开危险的国统区,他们先绕道至晋察冀解放区,继而南下邯郸,再东行烟台,然后渡海至大连,最后改乘海轮取道平壤,再转回安东(今丹东),最终到达辽吉省委的所在地白城子。这一路,陶斯亮几次病重难治,几次险些走失,又几次险象环生。一个40多岁的残疾军人和一个5岁的小女孩,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硬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成了一段传奇之旅。
鲁豫:路费从哪儿来?
陶斯亮:那时候没有“钱”的概念,就拿着介绍信,说这是陶铸同志的女儿,要去东北找父母,请你们一路上照顾。一封介绍信,就这么走天下。走到张家口,胡耀邦在那儿,给了我们一些盘缠,但主要还是拿着介绍信办事,好像运包裹一样,一站一站运过去。
走了一年,我们到了东北。我爸在辽宁当省委书记,他们原来以为我死路上了,已经把我的相片挂出来当遗像了。当时我爸正在开会,一听到门卫报告,高兴坏了,一下冲出来,而且一屋子开会的人都跟他冲出来。我被那阵势吓坏了。
他抱着我,我吓得直哭。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杨叔叔,第一次见爸爸,我是以大哭来对待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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