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佛教信仰也开始在契丹贵族阶层中间流行。辽廷已不再把佛教看作是汉人的事情，而是自觉地效法唐代帝王的奉佛故事，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均有体现，我省的义县奉国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原文化，越来越多地濡染着契丹人。

　　辽代佛教逐步兴盛

　　奉国寺位于我省锦州市义县城内之东北隅，自山门以内，沿中轴线自南至北依次有牌楼、无量殿、大雄殿等主要建筑，除辽代遗构大雄殿外，其余皆为清代重建。奉国寺大雄殿曾被梁思成先生誉为“千年国宝、无尚国宝、罕有的宝物”，虽后代多有修葺改建，但学界仍公认其大木结构乃为辽开泰九年（1020年）奉国寺初创之时的辽代原构。

　　大雄殿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单檐庑殿，斗拱比例雄大，屋檐高峻，气势非凡。殿无论是规模与形制，抑或铺作以及用材等，均已达到现今所知古代遗构的最大极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物研究所资深古建筑专家杜仙洲先生发表 《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称，“奉国寺大雄殿木构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是我国建筑史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 ”

　　辽自圣宗朝以后，其佛教进入全盛期，史称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尤留心释典”。而奉国寺大雄殿之始建年代恰在圣宗时期，其时佛教之盛，在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均有所体现，义县奉国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魏道儒说，契丹人本没有佛教信仰，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扩大，契丹人接触到汉族和女真族的佛教。为了使被掳掠的汉民能够在迁徙地稳定生活，契丹统治者开始容许佛教的存在和发展。

　　阿保机即位的第三年夏天，诏命左仆射韩知古在龙化州大广寺建碑，以纪功德。神册三年，又下诏建立佛寺。

　　当“燕云十六州”这些佛教兴盛的地区被纳入辽的版图之后，又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辽代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佛教信仰开始渗透到契丹人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与契丹人的原有宗教信仰相互融合。

　　世宗、穆宗和景宗（947年—982年）这三朝，辽代佛教逐步发展起来，而圣宗、兴宗和道宗（982年—1101年）这三朝，则是辽代佛教的百年兴盛时期。

　　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内梁坊上的彩绘飞天

　　“辽以释废”有何根据

　　魏道儒认为，就辽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而言，基本上走了一条从信佛到佞佛的发展路线。特别是道宗耶律洪基（1055年—1101年）对佛教的尊崇、沉醉和痴迷尤为突出。根据《辽史·道宗本纪》中的资料，咸雍四年（1068年）二月，他颁行自己撰写的 《华严经赞》；咸雍八年（1072年）七月，颁行自己书写的华严五颂。此外，他还著有《华严经随品赞》等。太康元年，他命皇太子写佛书。

　　辽代寺院大多有相当规模的地产，其主要来源是社会的捐献，特别是辽帝室、贵族的大量施舍。例如，圣宗次女秦越长公主舍南京（今北京）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舍田地百顷，民户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又施舍钱13万贯。兰陵郡夫人萧氏施中京（内蒙古大名城）静安寺土地3000顷，谷1万石，钱2000贯，民户50家，牛50头，马40匹。还有些寺院，并没有直接获得朝廷或富豪的土地捐赐，而是通过社会捐献的钱财购买土地，置办庄园。

　　辽代寺院一般都比较富裕，僧尼生活优裕。特别是一些大寺院，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在道宗末年，政府财政困难，出现了寺院向国家捐献的现象。辽代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所享有的某些特权，只有以后元代的喇嘛教僧人可以相比。所以，民间愿意出家为僧尼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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