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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唐代百姓们反抗朝廷横征暴敛的唯一手段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野史秘闻 来源: 记忆方法网

  在唐代极盛时期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人口有961万户,5200万人。而到肃宗乾元三年(760年)猛降至193万户,1699万人,以后逐年下降,直到元和年间人口才开始回升,达247万户,到相对比较安定的长庆、太和年间,人口逐渐稳定在300?400万户之间。唐代中后期人口下降的根本原因固然与安史之乱息息相关,但也与政府控制不了流动人口有关。

  早在开元天宝之际,租庸调制已经破坏。“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但将帅为了邀功,士卒死亡多不除名。在王?为户口使时,“案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 在苛捐杂税的暴敛之下,人们不得不开始逃亡。其后则是“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旧唐书》杨炎传)人口逃亡到唐后期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一家逃亡,租税均摊于邻里,邻里逃亡,其租税仍摊于乡县,于是一室空而四邻亦尽。一家逃而牵动乡邻,一乡动而牵动全国。元和十三年(818年)李渤上书曰:“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旧唐书》李渤传)这里没有一个时间年限,不知道在多长时间内人口逃亡率在三分之二以上。

  受安史之乱影响的主要是北方,南方由于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应该说影响不著。特别是湘南之衡、永、郴等州,物产较为丰富,“潭、衡、桂阳必多积谷……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旧唐书》刘晏传)人口的逃亡应当相对较少。但从文献上看,人口逃亡也是触目惊心的。柳宗元在永州(约805? 815年)时写的《捕蛇者说》,借用捕蛇者蒋氏之口,说出了湘南人口的异动情况。“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即徙尔。”六十年间,人口逃亡或死亡率达90%以上,三十至四十年间,为70%? 80%,十二年间为50%?60%。这个数据虽限于一个很小的地区,而且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但却与李渤的数据相仿佛。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天宝年间,郴州八县有31303户,道州五县22551户、139063人,永州四县27494户、176168人,衡州六县33688 户、199228人,以衡州户口最多。元和六年(811年)正月,衡州刺史吕温在“简获隐户奏”说到衡州户口逃亡情况时,不仅统计数字准确,时间跨度确定,而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域范围,包括衡阳、衡山、常宁、攸、茶陵、耒阳六县。这使我们对唐代逃亡户口的普遍性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该奏折说: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团定户税,次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百。伏缘圣恩录臣在道州微效,擢授大郡,令抚伤残。臣昨寻旧案,询问闾里,承前征税,并无等第,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设法团定,简获隐户,数约万余。州县虽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人。臣请作此方圆,以救凋瘵,庶得下免偏苦,上不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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