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薄的田地契，诉说着时代的沧桑之变。

从海南民间收集到地契、田契、园契，可以看出琼岛社会当时的意识形态、政治格局、经济状况、日常生活的种种演化，被人们称为“历史的佐证”。尤为难得的是，这些“土生土长”的契约记录的是海南所经历的人情世态，因此，每一张契，几乎都是一段历史时光投下的影子，令人感到弥足珍贵。仅存不多的契书中所描述的历史，又多与社会动荡、自然灾害、军事战乱等紧密相关，凸显出的是琼人家园的血泪变迁。

海南汉族地区田地契的保存，曾经历过几度浩劫。1953年的土地改革，海南民间存有的契约、借据等，大多被集中起来在广场上焚烧，现存下来的各类文字其实已是凤毛麟角，在对海南田地契的梳理中，我们从仅存不多的契书里，仍可窥见历史的一角，而这些在契书中所描述的历史，又多与社会动荡、自然灾害、军事战乱等紧密相关，凸显出琼人家园的血与泪的变迁。

天灾下的艰辛生活

4年前的清明时节，原三亚市文化局局长蔡明康在三亚罗马村岳父的卧室瓦片下，发现了一张民国31年(1942年)的田契，这是老人二女儿阿喜和堂叔父周昌豪之间，买卖五公塘田的文字。田契里的见证人是昌嗣、昌有二人，都是断田人的亲房弟兄。

田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立断田契人周昌豪，有祖遗下五公塘水田一丘二工(1.2工约为1亩)，因今年牛瘟，村中无牛力租耕，特此田断给侄女阿喜，所议田双方合理，田价豪(指周昌豪)即日领足，从断日起豪田为喜己业，口言无凭，立断契交喜为据。断田人：周昌豪；同见：昌嗣、昌有。”

断田契字里所说的，“今年牛瘟，村中无牛力租耕”，深刻反映出了当时发生在崖县的历史事件。

民国31年，是崖县瘟牛病最为严重的一年，瘟牛病在全县内发生，时间长，死牛多，普遍出现了田丢荒、园长草的荒凉景象。

据《三亚古今纪事》记载，民国31年：“是年，眉山地区发生牛疫，初自风岭、长山，后到梅东、梅西，发病约10天就死亡。疫情持续三四个月，共死亡耕、菜牛2000余头。”

“田主人周昌豪居住的崖县罗马村，同梅山地界相连，水火相通，仅相距5公里的距离，牛瘟病传染到了罗马村，牛瘟死后缺少牛力耕作，经推断十分可能，而此田契诉说的原因，正与史料记载并相吻合。”蔡明康说。

耕牛，在当时农业生产条件下亦非寻常的重要。

因缺牛而无奈弃耕，也勾起了蔡明康对1948年崖县罗马村牛瘟惨状的回忆，以及农耕文化下人们对牛的重视。

那时候，蔡明康已13岁了，他亲眼看见堂兄弟明汶有一只体肥腿粗的耕水牛，不吃草几天了，明汶没办法，就跑去庙里跪香许愿，祈求牛的健康。可是牛还是照样死去了。那时，兄嫂福伦表面上没有哀叹，但心中十分悲痛，明汶不同，他嚎啕大哭，后来，用一架牛车再请来五六个人，把死去的那头大耕牛装上车，拉到沙土坡挖坑深埋了，好多天，明汶的家里都不见炊烟，家人也都少出门。

旧中国对耕畜的预防和治疗技术都十分落后，牛遇到瘟疫必死。所以当年牛瘟死了不少牛，随后出现了人力代替牛耕，许多农家就因为牛死了或者找不到牛力租耕，田园由此荒芜，最后干脆卖掉了田地，换取银元。

另一张体现“天灾”对土地买卖影响的田契，是在崖县四区民间寻获的。田契原文写到：“立卖断田契人韦学坚、韦麟等，为因粮色负累，有祖遗下小?处田一丘三工，坐米二升，于前清光绪丁丑被水沙冲埋，荒废不能耕种，以致粮色负累，愿将卖断与人，即有黎伏里九甲王寿彭、王寿山承买，议定断价铜钱八千文整，即日亲手领讫，其田交与彭山开凿成田管耕，永为己业。”

契字上“前清光绪丁丑(即1877年)被水冲沙埋，田地荒废不能耕种。”道明了自然灾害对土地流转的巨大影响。

在旧中国，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水冲沙埋，田园便撂荒，无力耕种，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而根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年(即1877年)，确实有“飓风袭击，大水。州境山岭多崩。淹死数十人”的历史事件。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块田荒了近半个世纪(1877年至1926年)，可是田荒粮却不能荒，旧政权统治下的县府依然对这块地起征收粮，田主实在没有办法，才在民国15年卖给了别人去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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