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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穷一到北京医院，邓小平、滕代远等许多老同志就来看望，谭震林还故意在医院走廊上大声喊：“老宋，你住在哪里？我看你来了！ ”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同志们的真情关怀使我们倍感温暖。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07月27日A09版，作者：钟月林，原题为：《钟月林：与宋任穷相伴七十年》，本文系节选

“文化大革命”中任穷被批判为“东北头号走资派”。 1968年4月，我被押回沈阳，作为“走资派的臭婆娘”被关押揪斗、批判劳改。无论怎么批斗我，我一心想的是怎么能争取到他身边、共渡难关。 1969年底，我终于去了盘锦关押任穷的部队农场。那里远离公路，一片荒凉，不见人烟。尽管“专案组”的人不离左右，我心里很愤怒，但我们总算“团圆”了。平时我拉风箱做饭，他去喂猪，农忙时收庄稼，晚上写交待材料，还常被拉到各地去接受批斗。我们吃水用水都要到很远的水塘，一瓢瓢地舀满桶，再自己挑回来。水塘坡陡，雨雪天泥泞易滑。一次我急着出门没来得及挑水，回来后发现任穷已把水缸挑满了。任穷已是60多岁，身体又不好，我知道他是心疼我，这更让我后怕与难过：“不让你挑水，你怎么挑了一满缸？要是一不小心踩滑了摔下去，人家会说你是投水自杀，你冤不冤啊！ ”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任穷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难以支撑。在京的3个孩子联名写信给周总理，要求批准父亲来京检查与治疗。1973年3月，周总理和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批准任穷来京治病。任穷一到北京医院，邓小平、滕代远等许多老同志就来看望，谭震林还故意在医院走廊上大声喊：“老宋，你住在哪里？我看你来了！ ”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同志们的真情关怀使我们倍感温暖。黄镇夫妇来医院看望任穷时说，他们刚参加了一次外交工作会议，周总理在会上大声问黄镇：“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 ”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 ”总理说：“好，应该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以前都在一起工作的么。 ”总理以这种方式再次表达了对任穷的关怀，希望他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但这年9月，江青一伙人“勒令”我们一天也不许耽搁，从北京医院直接上火车返回辽宁。

在任穷挨整的岁月，虽然我们被严加看管，吃了不少苦头，但仍有不少人对我们表示同情或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帮助，任穷都一一记在心头。譬如看管我们的警卫战士私下帮我们盘炕；有人悄悄地给我们传递消息；开批斗会坐“喷气式”时，有好几次站在任穷两边的人用膝盖顶在他臀部下面，让他能稍稍缓一口气。从北京回辽宁后，任穷常常头晕，腹部疼痛严重。农场的韩大夫不顾领导的警告，连续10多天来给任穷检查身体，发现他高压230，低压150多。韩大夫马上报告辽宁省革委会，但被批评与宋任穷划不清界限，不让他再来了。不久，在专案组监视下沈阳军区总院的一位主任大夫来看病。这位大夫敢讲真话，说任穷的病比原先反映的情况还严重，应该马上送沈阳住院治疗。他的建议未被允许，只能给任穷开了些药。任穷复出工作后，回到沈阳，特地把韩大夫夫妇接到住地叙谈表示感谢，并专程去沈阳军区总院看望并感谢那位敢于讲真话的主任医生。我们和患难时期支持帮助过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友谊保持至今。“文革”的磨难，再次考验了我们，从花甲到古稀之年，我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016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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