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时代，皇位的交接异常重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强烈的政治动荡，甚至大规模的军事战争。有鉴于此，一般都会早立储君，断绝人们对于皇位的觊觎。因为立储关于国脉，所以储君又被视为国本。

　　明神宗大婚后一直无子，万历九年的一天，神宗在慈宁宫私幸了一个宫女王氏，却阴差阳错地让她有了身孕。起初，神宗死活不认，直到太后命人取出《内起居注》核实，才被迫承认。在太后的干预下，王氏被进封为恭妃，随后产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是万历与王氏云雨并非出于喜欢，而是一时性起，他真正宠爱的是德妃郑氏。万历十一年，郑氏生下皇二女，次年就进封为贵妃，万历十四年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后，旋即被进封为皇贵妃。这种进封速度使得“中外籍籍，疑上将立爱”，即神宗有可能撇下长子常洛而册封三子常洵为太子。但是依据“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皇位继承原则，废长立幼是有悖常理的，无法得到廷臣的认可，于是他们纷纷上疏，想让神宗尽快立常洛为太子，以免夜长梦多。

　　万历十四年二月，首辅申时行首先上疏，请求早立储君，神宗批示说长子还太年幼，再过个两三年吧。神宗的敷衍引发了臣下的不安，于是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上疏抗争，言辞激烈，引得神宗大怒，将其贬为广昌典吏。御史孙维城、杨绍程，给事中胡时麟等人又接连疏请，均被神宗惩处。接二连三的责罚没能吓退言官，都给事中王三余，御史何倬等又各自疏请，最后，神宗干脆不表态了，将所有奏疏留中不发，来个以静制动，大臣却也没辙了。到了万历十六年，已经迫近神宗所说的再过两三年的期限，大臣们又纷纷请求早立太子，神宗不为所动，只是批示“候旨行”，就这样一直拖到了万历十八年。

　　十八年伊始，阁臣申时行等人被神宗召见时，再次提出早定储位，但神宗却闪烁其词，不予正面回应。于是阁臣以集体请职力争，在这样的压力面前，神宗被迫妥协，传旨说只要廷臣不再奏请了，就会在后年册立皇太子。言下之意只要有人再闹，这道旨意就不作数了。廷臣为了册立的顺利进行，保持了缄默，但是眼见快要到期，却不见任何册封的迹象。按捺不住的工部主事张有德请神宗早做准备。这一奏正是神宗所期望的，于是传谕将册封推延至二十一年再举行。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神宗不想册立常洛为太子的借口。

　　二十一年正月，神宗传旨说要在今年春天举行册封，廷臣鉴于张有德的教训，都没有再行疏请。但随后神宗却突然提出，皇后年龄尚小，还有产子的可能，要等待嫡子的出生，准备先将常洛等人封王。此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左右为难，于是他“拟两旨以进，一为册立定期。一则云中宫年少，且待数年后，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以遵祖制，今且并封三王以俟之”。但神宗并没有考虑第一种方案，而是直接向礼部下达了“三王并封”的旨意。苦苦等待却换来如此结果，廷臣自然不肯罢休，纷纷上疏要求如期册立。首辅王锡爵倍感舆论压力，也力请按原定时间立储。面对举朝反对，神宗也只好作罢，再次摆出拖延的姿态，下令要再等两三年。八月，王锡爵再次奏请册立太子，并请皇长子出阁讲学。神宗虽然答应了此请求，但却提出要皇三子常洵也一起出阁。在明代，出阁读书的权力为皇太子独享，一旦出阁，也就意味着皇太子地位的初步确认。神宗想让常洵一起出阁读书，表明二者皆有当选太子的可能。这一无理要求被内阁封还。最终，朱常洛于二十二年二月出阁读书，对此，明人沈德符评论说“虽未正储皇之位，而人心遂大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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