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国儿认识了。
　　
　　国儿是大巴山深处的农家子弟，幼年丧母，由爹带大，时年２２岁，因伤害罪入狱，判刑１２年，已伴铁窗４年了，还有漫长的日程。之所以判得那么重，是因为他将对方的肋骨打断了三根，将对方的手筋扭断了两股，也真是穷凶极恶了……
　　
　　首次探看国儿是在１９９８年岁末。我安慰他，劝导他，好话说尽，在他眼中却仍看不到快乐。
　　
　　我问他：“还有什么没说到吗？”
　　
　　他淡淡地说：“说到不如做到。周哥，你是耿直人，那我也就明说了，这天底下的探监哪有像你这样空着一双手的！”
　　
　　我这才明白，监狱毕竟不是天堂而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所在，探监，就得给犯人带点有用的东西。
　　
　　第二次探监的那一天正值冬季，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我想到国儿光光的脑袋怪可怜的，特地给他买了一顶大棉帽。当我隔着一张宽桌把棉帽递到他手中时，我看见他满脸的喜欢和感激，把棉帽摸来摸去，但最终还是把棉帽还给了我，说：“周哥，麻烦您把这棉帽给我爹送去，他有病，脑壳最怕风吹。”
　　
　　我知道他父亲是大巴山的一位贫苦老农，六十多岁了，头上虽未光着，但的确需要一顶棉帽。
　　
　　我赶紧说：“不不，这帽你先戴着，我马上再去给他买一顶。”
　　
　　“还不全是这个理。周哥，这天底下哪有犯人戴帽子的？当光头就要像一个光头，戴上帽子，气儿就全没了，就像一个‘充不起血’的趴蛋儿，叫囚哥们笑话。”
　　
　　他这话可叫我开了“耳”了。
　　
　　我第三次去探监是在次年的端午节。按中国的传统礼仪，我带去了粽子，又以大巴山的风俗，带了包子与麻花。当我把它们递到他的手中时，他又是满脸喜欢和感激，嘴巴咂巴咂巴地响，分明是想一口吞下去。但最终还是还给了我，说：“还是麻烦周哥把这些好吃的给我爹送去吧，他那身体……”
　　
　　我说：“你先吃着，我再给他送去。”
　　
　　“那可不行！逢年过节，礼物要先给长辈，哪有儿子在先的！”
　　
　　五月初六那天，我再次带了包子麻花与粽子去探望国儿，没想到这一次他却得寸进尺了：“周哥……下一次……给我带点烟来好吗？……我实在憋不住了。”
　　
　　我一下子醒悟了：狱中是那么悲苦孤寂，能解闷消愁的香烟对他们太重要了。
　　
　　我第三次“端午探监”，带来一条“红梅”，时价５５元。当我递上烟时，我看见国儿脸红筋胀，眼睛睁得大大的，接烟时手已在抖，将那烟放在鼻子前嗅了又嗅，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没想到临走时他还是将那烟递给了我，说：“周哥，这‘红梅’真他妈的贵，犯人抽了可惜，麻烦您给我换一种便宜的。”
　　
　　我说：“这回你先抽了，下回我……”
　　
　　“不行，这回也不行，本来花您的钱我心中就过不去，怎么还能高档！”
　　
　　我只好问：“那么换什么？换‘五牛’？”
　　
　　“不，也贵了。”
　　
　　“‘宝石’？”
　　
　　“也贵了。”
　　
　　“‘名犬’？”
　　
　　“还是贵了。”
　　
　　我这才知道该换什么了：“那就给你去换“攀枝花”吧，那烟１元５角一包。”
　　
　　“那还是贵了。”
　　
　　我这下子真弄不懂了。我说难道还有比“攀枝花”更便宜的吗？
　　
　　他一语道破天机：“就换‘重庆’。”
　　
　　“哦，”我豁然开朗了，“重庆——你是要重新庆祝你的脱胎换骨的新生吧？”
　　
　　国儿忍不住笑了：“嘿嘿嘿，周哥，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哪有那些讲究？‘重庆’只四五角钱一包，一条‘红梅’可换一百多包哩。”
　　
　　次日，我第四次“端午探监”提来一百多包“重庆”。
　　
　　不觉间又到了是年的中秋节，我又来监狱探望国儿。这次不带烟，他那“重庆”理当还大有富余。
　　
　　没想到这一次却见不到他了。一位管教干部说：“他正蹲小号，不能接见。”又问：“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哥。”
　　
　　“那就更不行了。”
　　
　　我好说歹说：“这中秋节是一个团圆佳节，您就让我哥俩团圆一次吧，否则，他的情绪失控说不准要干出什么傻事来呢。”
　　
　　那管教严厉地说：“这有规定，关禁闭的犯人不准探视。”他还说：“他要是再次失控，我们的制裁系统可是从来不会失控的！”我失望了，转身要走……忽听那管教喊：“你等着……”不多久，他把国儿押了出来。看着这一回的国儿，我的心发紧了，见他手腕上戴上铐子，显然太紧，两手肿了，脸色憔悴。见我吃惊，他反而平静，请那位管教干部将３０元钱交给我，请我转交他父亲，说他爹又患了肺结核，没钱买药。还叫我转告他爹一定找人给他带一些他爹种的叶子烟来，要快一点儿，他已几个月不沾烟味儿，实在憋不住了。
　　
　　我十分不解：几个月不沾烟味？那一百多包“重庆”到哪去了？
　　
　　国儿又要被押回小号了。走时，那位管教干部回头对我说：“请等一下再走。”
　　
　　不一刻，那管教干部返回，对我说：“你刚才撒了个谎，你并不是他的哥。”见我张嘴答不上来，他又说：“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兄弟？我刚才突然认出来了，您是一个作家，我在电视里看到过您，您肯定是在了解犯人的罪恶，对吧？他实在太坏了，竟然强迫那些犯人买他的重庆烟！有一个犯人坚决不买，人家的爹在地委当官，家中有钱得很，他平日里至少也是吸‘红塔山’，怎么会吸那‘重庆’呢？这李志国就把人家打得吐血，三天在床上爬不起来。这回可好了，他不仅要上铐，蹲小号，还要加刑！嗨，他这罪恶要是不改，我敢肯定，这一辈子别想走出监狱……他爹病了有当地政府管，他自己都坐大牢了，还弄什么钱嘛！”
　　
　　原来，就是那一百多包“重庆”让他蹲了小号。
　　
　　管教干部摸出一包烟来，递给我一支，那是３６元一包的“娇子”。
　　
　　我不抽烟，未接，却谢了。
　　
　　我回家后立即去了大巴山。在这中秋月圆时，那里有一位切切待药的老农民，那监狱的小号里还有戴镣铐的国儿正在等待着叶子烟哩……我不会再去买香烟了，那就由他父亲亲手种出来的叶子烟让他在狱中悔过自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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