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日本对战后形成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改革者将这场改革与明治维新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教育改革相提并论，自诩为“第三次教育改革”。这场改革时至今日仍在持续，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因为它不仅涉及了诸多的理论问题，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提供了正面或反面的教材。特别是从近年中国教育改革（如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教育改革的影响而言，研究日本教育改革理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场教育改革的实施由许多理念所支撑，如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文化立国、促进国际化、推进信息化、建立终身学习社会等，它们作为基本的国策考量都对教育改革的政策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对这些理念进行逐一具体的研究都十分重要。但笔者认为，这场教育改革的展开，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关系尤为密切，可以说正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治势力的上台，才真正使这场改革走向了深入。因此，分析和把握新自由主义对日本教育改革的影响，对于我们准确把握这场改革的实质将有重要的帮助。
　　
　　为此，本文将着重分析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理念形成的基本背景，剖析该理念对教育改革措施所产生的影响，并结合日本教育界对该理念的相关讨论，对日本教育改革的新自由主义侧面做出评价。
　　
　　一、新自由主义与现代化“完结”
　　
　　自由主义是17至18世纪出现于欧洲的一种思想与运动，它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在经济上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拥护限制政府权力的议会制度，提倡个人的言论、思想与宗教自由。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也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上述自由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发生了变化，一种更加强调社会共同利益、更加强调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更加强调国家的积极干预、更加强调平等、弱者救济与福利的现代自由主义（或称新型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相当长的时期里直接影响了欧美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
　　
　　当20世纪70年代现代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无法解决经济停滞这一社会发展基本问题的时候，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便作为它的反动而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在反思现代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要求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即最大可能地排除国家的管理与干预而将问题交由市场解决，因此，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古典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和发展。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提倡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上台执政，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均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日本长期在政治上追随美国，因而标榜新自由主义的中曾根康弘的上台，与这种国际背景也是密不可分的，其改革的基本思路当然也与英美异曲同工。
　　
　　日本的现代化是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它具有外压强制、国家主导和简易速成三个最明显的特点。第一，战后日本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在美国的压力和主导下确定。从1945年至1952年，日本一直置于ghq（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的统治之下，而ghq则秉承美国的民主主义理念，同时利用日本国内的民主力量，一手编写了包括制定《日本国宪法》在内的确定日本战后发展方向的改革脚本，有力地摧毁了战前的军国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第二，中央政府的官僚统治发挥着重要作用，它通过层层社会组织有计划地配置各种社会资源，这种现代化模式是使日本在短时间内迅速赶上或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关键因素；第三，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从结果上看，日本现代化的“简易速成”特点也比较突出。即，一方面在某些显在的指标上（如人均gnp等）已居世界前列，但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劳动时间、男女平等等）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可以说日本的现代化的实现正以这些领域的非现代化为条件。
　　
　　在上述三个特点中，最可以自主重复的经验是第二条，即由国家主导自上而下地推进现代化。但是，正是这一条在70年代以后遭遇到了时代的挑战。日本在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开始进入了经济停顿期，长期以来励精图治的社会风气因经济萧条的影响而开始为社会“无气力”的精神风貌所取代。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为伍，并在某种程度上可与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美国相抗衡。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速度上看还是从经济发展结果看，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长达一个世纪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在现代化时期所实行的以国家主导为核心的现代化方式，在现代化完结的情况下能否继续适用，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课题。遗憾的是，事实在两个主要方面做出了否定的回答。第一，国家主导现代化模式开始使经济发展丧失了活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旧的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模式的弊端显得更加突出。继承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任务的后继历任政府对此均有切肤之痛，如桥本首相设立的行政改革会议这样分析道：“我们在从战后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并建设经济富足社会的过程中，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了国家总动员体制。这种体制的确曾经激发过国民的劳动积极性，也为社会带来了活力。可是，在经济成长停滞、社会日趋成熟、国民的价值观不断多样化的今天，这种体制却在助长着消极依靠的结构，加深着社会的闭塞感，成为着阻碍国民创造意识与挑战精神的重要因素（注：行政改革会议：《最终报告》，1997年12月3日。(http://www.kantei.go.jp/gyokaku/report-final/).）；第二，70年代以来在现代自由主义影响下实施的福利国家政策加深了日本的财政危机。从197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到1980年度，日本发行了高达630亿美元的公债，其数额比美国、英国、西德、法国和加拿大五国发行的国债总额还高160亿美元，而且日本预算的33.5%是靠发行国债，这一比率在发达国家当中也是最高的。到1996年，这一状况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改观，仍然是发达国家当中情形最糟糕的（注：井深雄二代：《日本の教育改革》、自治体研究社，2000年，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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