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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中的新闻价值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高中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历史是"过去时的新闻",新闻是"现在时的历史"。新闻先行,而后有历史;新闻累积,而后成史书。中国人重历史,更重新闻,特重"即时新闻"。上古的史官,其实就是一批新闻记者,而且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实况记者。

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是孔子笔削过的"鲁史",而王安石说《春秋》经文是"断烂朝报",这就把"史书"与"朝报"联系起来了。这里先就"朝报"二字说几句。

"朝报"者,朝廷大事之报告也,唐时专称为"邸报",是要适时发布的重要新闻。那么,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制度的呢?文献记载,商代君王身边有"巫"与"史"二职。"巫"负责事前的占卜,"史"负责事间与事后的即时记录,分别称为"卜辞、占辞、验辞"。占辞和验辞中,有具体确切的时、地、人、事,所记之事有因、有果、有过程,具备了新闻要素,其实就是商代的"朝报"。

据《周礼》记载:周代朝廷特设有史馆,史馆中的"史官"是"世守其职"的,负责记录君王言行、发布朝政信息,其主持人叫作"太史"。史官们有明确分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紧随在君王身边,负责现场记录。凡专记内庭之事、人事任免者为"内史",凡专记外廷之事、国家军政大事者为"外史",凡专记后宫之事者为"女史",还有一批在史馆供奔走服务的"小史"。这些史官的第一责任是"现场记事"。他们是新闻记者,然后要把记录依年月日累积排列起来,就成了"历史",历经之史事也。

春秋时,齐国太史董狐见权臣"崔杼弑其君",因为及时地抢记下这一不义的政变事件,被杀害了;其弟立刻顶上去,又被杀了;另一个弟弟又顶了上去。时在史馆服役的南史闻讯,也立刻抓起笔来,赶赴现场去记,得知第三个人已经记下了此事,这才退下。可见,那时当一名跑现场的"记者",是要甘冒风险的。

下面讲讲王安石所指斥的"断烂"。说它"断",不无理由。《春秋》经文,是被孔子"删削"过的,原文本是按年、月、日依次记事的,其时事是互相联属的,它被删被削之后,自然也就"断"了。所以《春秋》中有不少年、月下面是空文,全无记事。比如开章明义第一条,就只有"经元年春王正月"几个字,没有下文。不论后儒做多少疏解,都无法说明孔子何以没有记下该年月发生的任何一件史事;而其下一条"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卷三的第一条经文"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等,就都有"记事"。书中这种年与年之间、月与月之间被删后的"断"很多,留下了太多的空白。

再说"烂"。经文"郑伯克段于鄢""晋杀其大夫里克"之类,虽说行文有贬有褒,是非分明,但后人根本无法从这些字句中得知相关"史实"到底怎样,若没有《左传》等书为其注明原委经过,后人根本无法知其所云了!在王安石看来,此即为"烂"。

但是,话说回来,《春秋》毕竟是一本"经书",其价值远非"断烂"一词可以抹煞的,试以如下理由说明之。

第一,《春秋》经文,只是片言只语,这只能是《鲁春秋》的"标目"或"索引",而不能也没有取代《鲁春秋》之内文。从先秦诸子的各家文章看,诸子与各国"行人"引述《春秋》所涉之史事者不少,他们并非仅据《春秋》经文之片言只语发论的,他们是读了原著的。左丘明之所以能写出《左传》来,把"经文"所涉史事交代得头头是道,就证明了原始史料的存在。

我们知道,在简牍时代,书册翻检很艰难,孔子读《易》,尚且"韦编三绝";读"史",更易脱简。有此一本"要目"在手,何等方便!孔子编辑这个"标目",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原因在此。

第二,今天,我们从新闻史的特定角度去看《春秋》经文,还会获得另一层重要启示。

从文化史的特定角度看,它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春秋笔法""一字贬褒""为尊者讳""直笔"等词语的真实含义,它可以帮我们解开古籍阅读中的许多死结。比如"为尊者讳"之"讳",通常作"回避""绕开"讲,甚而当作"闭口不提"解。其实不是这样,孔子只是希望说得委婉一点而已,决不是不提某人某事。正如人们讳言"死"而说成"去世""逝世"一样,一旦解开了这个"曲笔",也就无所谓"讳"了。何况,前引"天王杀其弟佞夫"句,矛头直指"天王",根本就不"讳"。

从新闻学的角度看,《春秋》经文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表明编者的评判,其字斟句酌、分寸尺度、爱憎立场、是非判断,均精确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地步。《春秋》经文,很像是当代《人民日报》之头版头条的新闻标题,其制作体例是非常严格的,其原则是十分严肃的。孔夫子说的"笔法""义理",今天仍在用。

从新闻史的特定角度看,《春秋》《左传》中的这些"史实",原本都是当年的"现场记录",是"新闻",而且还是及时向"国际"通报的当日"要闻",后来才变成了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闻史"应该把眼光放宽些,放长远些,不要只看到唐人的"邸报"就止步。

就新闻从业精神而言,要当个"出现场的实录记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无畏和求实的精神,是该发扬光大的。它又岂止是史官与记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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