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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一种文学史论点认为：宋明“理学”主张以“理”灭“情”，走到极端，等于灭绝了人性感情，于是引起文学的反抗声音，致力于宣扬“情”的美好及其所受的压抑遏制，如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演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故事，是其“冲破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作。
由此，遂又进而引起评论，说《红楼梦》是继承发展了《牡丹亭》，是更强烈彻底的以“情”反“理”，云云。
是这样的吗？说是说非，不由个人爱憎，应从曹雪芹书中的客观内涵来审断，即《红楼梦》一书虽曰“大旨谈情”，究其本意，是否即可从此一句话引申出一个“唯情主义”的认识结论来？
事实并不十分难晓，稍加梳理，便可分明。
先说“理”到底是什么。汉字的“理”，本是从“玉”而作，本义即玉石的纹理之美。由此而生的引申义，即层次、条理、秩序以至规矩、规律，皆属于“理”。
那么，人类社会一旦形成而且发展，其为“众人的关系”的组织法则、管理规定、道德观念，自然要随时代条件而产生变动。这种“理”是可以沿、可以革、可以制、可以废的，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基本关系的必要性，却是不能一概消除的——否则结果是混乱、争夺、欺凌、吞噬……。儒者多讲“理”，少讲“情”，用意是顾虑“情”会泛滥，“情”需要“社会、伦理、道德化”。其实，仁、义、礼、信，哪个又不是“情”在内主呢？比如，“无情的仁爱之心”，实际上会有这么一种“纯理性”的“仁德”（观念行为）吗？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深究此义。他重情，但不废理。他的小说中内证分明，不难列举。
书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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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是全书的一大关目，作者在回目中第一次把“情”和“理”摆在了平列的地位而大书特表，非同等闲字样。这回书说的是，宝玉病起，园中散步见藕官因悼念死去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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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在清明节这日为之烧纸受到不睦婆子的挟制。宝玉设词救之，但又嘱他不可在园中烧纸（“以后
断不可烧纸钱，这纸钱原是后人异端，不是孔子的遗训”）——这是非理的做法。
事后，宝玉从芳官探知：藕、
?
小旦小生因做戏而相爱恋，
?
官一死，藕官痛不欲生，故旧情不绝，为之焚祭。然他又与现在的蕊官相爱，一如昔时之于
?
官——此又何解？盖藕官自有一番“痴理”，以为夫妻死别，不应从此独身自守，而应续娶，方合理，只要不忘了亡者的旧好就是真情了。宝玉听了这一席话，合了己意，大为赞叹欣喜。
雪芹原文的这段文字无论从故事情节还是从作者思想上讲，都是异常重要的关节所在。一面是“情真意重”一句要言，同时一面则是不可妨“大节”与不能“不是理”。
其次，再说与“理”密不可分的那个“礼”。
礼，居孔门“六艺”之首，与“乐”同为华夏古文化的冠冕。礼是“仪式”——“理”的体现或形式化。礼者何？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层次秩序交互关系是也。所以宝玉明确指定：礼须合乎孔子之训，而祭亡者烧纸钱是“异端”。孔子一句概括“礼”的话：“祭如在”。宝玉则以“诚”“信”“敬”三字为之疏解阐发。
诚、信，是什么？就是一个“真”，虚伪的对立面。所以，宝玉憎厌世俗的“峨冠礼服”的祭吊之假礼，只求一炉一水，一茶一果，便召来受者之享——佛、神、鬼三者也只享真情诚意。
以上说明，宝玉并非俗论所说的以情反理，这只是人为的“强词”和浅见，夸张了宝玉的“叛逆性”和“反封建”。实际是什么？是反世俗，叛虚伪，但也未拒绝未轻薄孔子的古训。
宝玉再次讲情与理，是在晴雯屈死之际。此处宝玉又有一段奇论——
“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有灵验。”
在此，乃又见明文正笔将“情”和“理”两者并列。可知理与情偕，万物无外。这种思致，绝非“以情反理”的任何意念在。
（周汝昌《红楼梦和中国文化》节选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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