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明
《周易》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说其古老，是因为自《易传》开始，中国人就把《周易》与科学联系起来。说其常新，是因为历史上《周易》与科学的牵扯从未中断过。尤其是到了17
世纪，乾嘉学派的几位易学大家如方以智、江永和焦循等已经具有了某种“以科学治易学”和“以易学治科学”的意识。20
世纪初至30
代，国内开始出版易学与医学、数学以及物理学等方面的专著。80
代以来，随着易学热的升温，加之自然科学的发展，兴起了易学科学热。
那么,
《易学》与科学有怎样的关系,
到底是阻碍还是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本文将以近代科学为例作出解释。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2004
文化高峰论坛”做了题为“《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报告，使得《易经》背上了“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罪名。杨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它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并且《易经》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这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主要原因。很多学者对杨先生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易经》具有演绎法，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观念而不是《易经》的专利，因而不能把罪责归于《易经》。有些学者试图从经济、政治制度等多个视角分析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比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需要复杂的科技，重文轻理的儒家思想和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影响等等。其实，这些分析不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只能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和政治制度不重视科学，是对大的背景的介绍。再者，他们的论述都是从这个背景阻碍科学发展的角度进行，而忽略了中国古代科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事实。可见，这种解释路径行不通。其实，既然近代科学是自国外引进中国，它也只能是“近代科学在中国”，探究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应该从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各自具有的鲜明特征里寻找，这些特征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应该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近代科学是科学实验和数学证明相结合，其中的科学试验属于技术操作层面，而数学证明则是原理阐述的部分；中国古代科学偏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创造，而不注重对事物内在规律的阐述。（二）近代科学把宇宙整体划分为不同的界域，如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或者分为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等，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而中国古代科学则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息息相关的整体，研究对象是包括人这个主体在内的整个宇宙，不做界域的划分。（三）近代科学强调理性思维，侧重从外部深入研究事物的形态结构、空间位置以及性质、能量等，其特点是非系统的、局部的、静态的；而中国古代科学则是倚重直觉体悟，忽视对事物细节的研究，从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事物的动态功能结构，其特点是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从上可知，中国古代科学具有几乎与近代科学相反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限制了它向近代科学的转变。有学者认为，正是《周易》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这些特征，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周易》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其实，中国古代科学的特征不会只是通过《周易》就能形成，而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况且，科学和哲学都有各自不同的界域，哲学不会决定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应该是在实践摸索中逐渐进行的。说《周易》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比如说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的发明是受到先天八卦图的启发、《周易》里已经有了相对论原理等等，也多属于牵强附会，是把后人的理解强加给了《周易》。
学界在探讨《周易》与科学的关系时，倾向于把《周易》中的哲学思想作为二者发生关系的内在机制。而哲学是对事物的究根穷底的研究，它力图揭示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和基础，以期求得形而上学的满足，它所追求的是一个“为什么”（丹皮尔语）。科学则不然，它限于对经验中的事物和事件进行描述，并对这些事物和事件做出解释和说明，以期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它追求的是一个“怎么样”（丹皮尔语）。由此可以说，《周易》与科学的关系就是“为什么”和“怎么样”的关系。其实，《周易》的“为什么”与“近代科学”的“怎么样”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就像孔子的学说无所谓促进或阻碍克隆技术的产生一样。
（本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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