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的中国文化，由儒释道合力构成，领跑者无疑是儒家文化。因而我们的人文精神，便被打上了儒家道德文章的烙印。笃信“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在国人眼中，科学乃器者、术者、艺者。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文化的中心要点就是一个‘道’字”。道的阐释者——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常态是坐而论道。道者，人道、天道也。前者人伦之道，后者自然之道。尤以人伦之道最为强势。“铁肩担道义”，所担者，人伦之道，而非真理。这种文化心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
我们的文化有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 ）罕有科学精神。（ ）中国有四大发明，有浑天仪、圆周率等，（ ）这些都是科学发明，不等于科学精神。默顿认为，科学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都会发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有可能为科学精神的充分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民主制度与科学精神有最高度的吻合，因而是科学精神的最佳拍档。而我国几千的封建帝制难以在制度上保障科学及其科学精神的同步发展。
20世纪被称作科学世纪，“这不仅因为二十世纪有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成就，而且因为科学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给人类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科学渗入人类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成为‘真理’的代名词”。然而，什么是科学精神，人们却始终争论不休。
默顿给出科学精神的四个特点：第一，科学精神具有普遍主义。普遍主义的直接表达方式是真理。也就是说，科学是真理。真理与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无关。真理是赤裸的。科学探索就是追求真理。第二，科学精神具有“公有性”。意指科学不是个人的财产，而是与社会性的、尤其与科学共同体密切相关。即便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学说、定律，也不是个人财产。牛顿名言清楚地表达了科学的这一性质：“如果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第三，科学具有无私利性。所谓无私利性，“既不等同于利他主义，也与利己主义行动无关”。它是“求知的热情、无尽的好奇心、对人类利益的无私关怀” 的产物。准确地说，科学不是利益的产物，而是出于求知和好奇，是为知识而知识。这同样是单纯地追求真理的结果。第四，科学具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借助专业知识、逻辑和经验对现有的知识进行质疑。这种精神就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精神。“我只求专门研究真理，所以我想，我的做法应当完全相反，凡有疑窦的意见，统统认作绝对的虚假，加以排除，看看心中是否还剩下什么不可怀疑的东西”。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是一种方法，是为寻找真理服务的。通过普遍怀疑，一旦发现确凿无疑的东西，便是发现了真理。科学的本性是求知，求知即是寻求真理。科学精神最精要的内涵是追求真理。默顿提出的科学的精神气质，归结起来就是：科学就是寻求真理。不是出于功利目的，而是为求知而求真理。真理与身份、种族、等级等无关。
梁启超在谈及科学与东西方文化时，批评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认为，国人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其次，将科学看得太呆太窄。莫不要说厌恶科学的人，“就是相对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
我们的文化传统，原本缺乏科学精神。进入20世纪，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找奥科学精神赖以滋生和发展的“最佳拍档”。我们确实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走向科学。但是，用时下流行的语言，我们是被现代化、被科学化。我们接受现代技术、设备、生产线，却没有来得及在我们的文化中，适时接受乃至培育出科学精神。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科学在近现代社会明显的物质效用，因而它“一直享有巨大的威望。人们期待它解决一切问题，深入理解全部存在，帮助满足任何一种需求。……当科学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之时，恰恰是它不再以科学形态出现的时候”。贪欲使人背离了科学，而将其中的技术运用到极限。现代人只占有技术，甚至是技术的物质结果，却不享有任何科学。尽管我们自诩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但是，人类与科学精神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遥远。科学“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造成科学服从技术，技术服从人的物欲的结果。在举国推动文化大发展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化中培育科学精神，是文化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摘自《民主与科学》）杂志第一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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