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影响深远：

1、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
第一，东欧剧变。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社会制度发生改变；
第二，苏联解体。1991年苏联解体；
1989年，中国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挑战。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到南方考察，在从武昌到深圳、珠海和上海的路上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2、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本内容：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并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论断；
第三，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是主要要防“左”。
第四，提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主张。
第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第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3、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又一次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这些谈话被视为改革开放的第二次宣言，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影响极为深远。

相关高中历史知识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含义：

苏俄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又称“军事共产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苏俄国内战争爆发后，苏俄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苏维埃国家处境十分困难。苏俄政府为了把仅有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于战胜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战争而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总称。

新经济政策含义：

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行余粮征集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起农民极其不满。所以在1921年3月开始实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粮归个人所有，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且允许外资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经营的企业，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进行调节生产的作用。这使小农占优势的苏俄找到了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道路。后因斯大林上台而被逐步取消。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1、“直接过渡”政策的失败：
（1）原因：急于求成，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捷径，认为由此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2）内容：余粮收集制，全部企业没收国有，国内贸易国有化和实物配给制。
（3）结果：带来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其与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宣布了它的失败。
2、实行新经济政策：
（1）原因：随着内战的结束，政策的失误使苏俄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迅速演化成政治危机。农民不满，水兵叛乱，这一切迫使苏俄政府对直接过渡政策进行总结和思考，经过讨论和调查，1921年3月，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
（2）内容：粮食税，开放市场，允许自由贸易以及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方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苏俄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3）结果：经济得到恢复，政权得到巩固，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基础。
3、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政权、政党建设的探索。
晚年的列宁仍然不断探索符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首先是关于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
其次是提出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原则；
再次，列宁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例如加强执政党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建立和加强法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4、列宁的逝世和对其一生的扼要评价。
1924年初，年仅54岁的列宁逝世，他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他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作为俄罗斯人民伟大的儿子，他用自己智慧、果敢和革命的灵活性为俄国、为世界人民开创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新路。

新经济政策的含义及实质：

针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严重问题，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认识到，必须另外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1921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以余粮收集制为主要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以粮食税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并很快形成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措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
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国家调节下的自由贸易，大力振兴商业，通过商业流通加强工农联盟；
实行租借制和租让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通过合作制引导小生产者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扩大和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地位和作用；
在国营企业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经济产量和效益；
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来加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概括说，新经济政策就在于通过市场、商品和货币，把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其实质就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它具有以市场为导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等特征。（何其颖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9页）
新经济政策虽然是列宁从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政策，但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意义。邓小平曾对此评价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相关高中历史知识点：毛泽东开创中国革命的新路（农民问题、八七会议、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含义：

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在于：　　

1、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　　
2、它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3、这次起义虽然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起义部队在农村中从小到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道路，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起点。　
4、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铸就了人民军队的灵魂——永远听从党的指挥。

开创中国革命的新路：

毛泽东从1921年到1927年的革命生涯为主线，分两个历史时期，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开创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基本情况。
1、第一个时期是1921—1927年，这段时期毛泽东主要领导工农运动，是其革命思想理论萌芽时期。
①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回到了湖南，从事建立地方党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但由于照搬俄国“城市中心革命论”，导致单纯的工人运动纷纷失败。
②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失败后，中共走上了同国民党合作的道路，这期间毛泽东相继参加了涉及国共合作的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由于中共二大确认了农民是民主革命主力之一，特别是1925年中共四大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因此在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在湖南主要从事研究农民问题和领导农民运动。在他的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迅速发展，他还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在深入调查和分析中国农民阶级的基础上，毛泽东认定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提出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胜利主要保证的论断。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他在广州和武汉举办两期农民运动讲习班，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国革命走向农村和继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2、第二个时期是1927—1931年，毛泽东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胜利的革命道路”。
①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党内充满悲观失望情绪，革命应当何处去和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使革命面临空前的困境，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再次振奋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并揭开新探索的序幕。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并在同年秋领导了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做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决策──向农村进军。经过②三湾改编后，他率领部队开赴井冈山区，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在实践上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
③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他还与朱德等人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斗争模式迅速波浪式地推向各地，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深入分析了中国国情，论证了红色政权在农村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从而在理论上阐释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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