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
说起青铜时代，我们立即联想到古代文明。确实，众多曾经辉煌繁盛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等，就其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来说，都处于青铜时代。中国也是这样。无怪乎一些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把他们论说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著作冠名为“青铜时代”。不过，关于中国的青铜时代与古代文明，还有不少问题，这里我只举出几点。
将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所谓“三时代说”，是19世纪初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奠立的。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展，“三时代说”得到了补充和修正，比如石器时代被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学者们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发展到青铜时代，要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在成熟的青铜器工艺出现之前，铜器还不可能较大规模地取代石器。这样的过渡时期，被称作铜石并用时代。具体到中国而言，早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已有零星的铜器（甚至个别青铜器）。到龙山文化及与之代相当的若干文化，发现的铜器已多，材质有红铜、砷铜、黄铜、青铜。一般认为，这肯定属于铜石并用代。
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既然铜石并用时代是青铜时代的前行阶段，而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与青铜时代平行对应的，那么，文明的起源是否应该到铜石并用时代去寻找？在人类历史上是有这样的实例的。例如有古埃及著作认为：“埃及文明是奠基在铜石并用文化的生产力基础上的。”
由此又可联系到李伯谦先生在《中国青铜文化研究的反思》一文中提出的问题：青铜器是否为衡量古代中国进入文明时期的必要标志之一。
李伯谦先生所言标志是指考古学上判断进入文明的标志。依照目前通行的见解，这种标志共有四个，即城市、文字、礼仪性建筑和冶金术。冶金术实际上即指青铜器。
这种判断文明标志之说，来源于20世纪中期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研讨会，哈佛大学教授克拉克洪在会上提出了这种标志。随后，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中引述并引申了克拉克洪的观点。
必须说明，克拉克洪和丹尼尔提出的文明标志里，只有城市、文字和礼仪性建筑，并没有青铜器。丹尼尔还特别声明，三种标志中，只要有两种就够了。虽然文字是最重要的标志，但是在个别实例（如秘鲁的古代文明）中，也可阙如。即是说，判断是否文明，没有必要的标志，这反映了各个古代文明在这些所谓标志性文化因素上的多样性。由此推想，即使青铜器算作判断文明的一项标志，也不好说是必要的标志。
既然各个古代文明在其文化因素方面有着多样性，亦即其自己的特点，那么，中国古代文明以及与之对应的青铜时代具有怎样的特点？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仔细探讨吟味的问题。张光直先生讲过：“我国古代文明是以青铜器为特征的。”他说的青铜器其实是指青铜礼器。那么，中国的青铜时代究竟是不是以礼器的制作和应用为其特征呢？
我们对古代青铜器所做的研究，传统上的确是以礼器作为集中对象的。早在宋代金石学家关于青铜器的著作中，这一点已经有充分的表现。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礼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社会经济更有直接作用的工具和兵器，难道没有多少地位吗？
谈及青铜工具，我们不可忘记陈振中先生的《先秦青铜生产工具》这一巨作，他以大量证据证明了古代青铜工具的发达，其成果超出一般预料之外。
至于青铜兵器，只要温习《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一段记事就够了：秦兼并六国之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三辅黄图》还说，这十二个金（青铜）人“坐高三丈”。这当然只是秦人收缴来的部分兵器，但已足以说明那时青铜兵器数量的庞大。
总之，中国的青铜时代和与之相关的古代文明还有许多奥秘，有待我们深入探索。
（选自《新华文摘》第21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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