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探究

 

钱钟书先生的《谈中国诗》是一篇很有创见的作品，在许多问题上给人以茅塞顿开的感觉，但也白璧微瑕，有些问题的论述似有商磋之处。

 

第一个问题：钱先生在文中说道“中国的诗是早熟的。而早熟的代价是早衰”，由此进而推及中国的绘画、哲学，“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的聪明”。很明显，作者在这里有贬抑中国文化的倾向。

 

作者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们从文中可以知道，作者之所以这样评价中国诗和中国文化，所参照的是外国诗和外国文化的发展史。文中说：“诗的发展史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

 

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呢？我们尚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指出他的不妥之处。请你细细推敲一下，说说是哪两个方面？为什么作者的说法欠妥？

 

第二个问题：作者在论述中国诗歌“笔力轻淡，词气安和”的风格时说，“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原因是，一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中国诗调较轻，比不上西洋诗调的沉重；二是中国古代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

 

对于中国诗歌的独特风格，作者说与语言本质，文人审美倾向有关，这诚然不错。但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包含着该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心理素质、民情风俗及由此决定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在内的一整套价值系统。所以，钱先生的说法有点舍本求末的味道，对此，你能否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探究思路：

 

第一个问题：作者的不妥之处可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中国真的没有史诗吗？回答；有。中国著名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内涵丰富，都是几十万诗行的鸿篇巨制，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人类最伟大的史诗之列。

 

汉族有没有史诗？钱钟书先生作这篇讲演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发现汉族的史诗，但是近年来，人们认为《黑暗传》的出版，填补了汉民族无史诗的空白。《黑暗传》这部神话史诗主要流传在神农架地区，诗中极为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地球形成、人类起源、社会发展的艰难历程，融会了混沌、浪荡子、盘古、女娲、伏羲、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等众多历史神话、英雄人物事件，讴歌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以上参见朝戈金《构筑“中国史诗学”体系》、萧兵《“英雄史诗”答客问》，见于2002年4月3日《生活时报》）

 

所以，文中说“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作者以西洋文化作参照来研究中国文化，以发现我们民族文化的特征，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以此来断定民族文化的优劣，是不是适宜呢？诚然，外国诗的发展历程是先有史诗，后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但是，这样一个发展历程是不是诗歌发展的一般历程，甚至是唯一正确的历程呢？在古代，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封闭的，是彼此独立的。因此，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人类的认知也是多维的。根据艺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关系的不同，可分为表现的和再现的两种类型。中国的文学倾向于表现的，因此在体裁上偏于抒情，叙事文学兴起较晚。而西方的文学是倾向于再现的，因此在体裁上偏于叙事，抒情文学兴起较晚。中西文学的发展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特色。既然如此，何以把外国诗的发展历程作为标准来谈中国诗的发展，甚至因此而否定中国的诗歌发展的规律呢？如此，是不是又陷入了作者自己所批判的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

 

第二个问题：对于中国诗歌的独特风格，作者说与语言本质，文人审美倾向有关，这诚然不错。但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包含着该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心理素质、民情风俗及由此决定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在内的一整套价值系统。中国文学之为中国文学，除了因为汉文字语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还因为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因此分析中国诗歌的独特风格，主要的还是要从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入手。

 

西洋诗，多半宣泄的是民族情绪，抒发的是群体情感。如《荷马史诗》，其内容来源于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诗隐约出现了荷马的影子，是壮烈而美丽的故事与历史真实。正是这种民族的“历史的真实”，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如同“乐队合奏”，显得十分浑厚。

 

中国诗主要是宣泄个人的情感，屈原在仕途上失意了，就悲苦地吟诵“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颠沛流离的杜甫，饱受战争摧残，登高之时就悲叹道“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柳永因不忍心与朋友的分别，凄切地唱道：“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当读者能够找到与诗人相似的情感触发点，就能够跟诗人产生共鸣，否则中国诗“像吹着芦管”，只能单弦独奏，味道十分“淡”。

 

中国诗歌风格的“轻”、“淡”，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中庸之道”有很深的渊源。因此，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般不把情感表达得过分热烈。和西洋诗相比，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有节制，言有尽而意无穷。在中国诗里，所谓“浪漫”的，比起西洋诗来，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所谓坦率的，比起西洋诗来，仍然是含蓄的。中国人表情达意的范式是“不偏不倚”，对情感的宣泄有一个“度”，不过于悲伤，也不过于高兴；不过于厚重，也不过于清淡。即使是再豪放的苏轼，也不过是有“凌风出尘的仙意”而已！

 

还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突出中国诗“轻”、“淡”这个特点时，并不排除中国诗也有“厚重”的成分，比如，《孔雀东南飞》《窦娥冤》就是对封建社会婚姻制度、专制统治的带血、带泪的控诉，到今天刘兰芝、窦娥悲剧的浓重的悲凉依然盘旋在读者的心头，挥之不去。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gaozhong/142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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