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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简介：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福建长乐人，成长在福州，祖籍是江西余江。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幼时在自家设立的私塾读书，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1910年春，邹韬奋进入福州工业学校预科学习。1912年又进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学习，在此度过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电机工程科二年级的学习生活。中学时期，他全靠半工半读维持生活。1919年，邹韬奋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学习，主修西洋文学，副修教育。

1921年，邹韬奋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到上海沙布交易所任英文秘书。1922年春，进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和职业教育丛书。1926年10月，担任《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由于人手不够，他只好用六七个笔名轮流撰写各式各样的文章。《生活》周刊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店员、学徒、市民、职员、小学教员、中学生及家庭妇女等，根据这一特点，邹韬奋要求《生活》周刊的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浅易近人，很少长篇大论。此外，邹韬奋还根据社会和读者的需要，改变编辑方针，使它从单纯谈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经过邹韬奋的努力，《生活》周刊发行量急剧上升，影响越来越大。但《生活》周刊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摇摆不定的态度，这与邹韬奋主张实业救国、存在改良主义幻想有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扩大，邹韬奋逐渐靠近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随着邹韬奋思想的转变，《生活》周刊风格也大为转变，开始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始终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与此同时，邹韬奋对国民党的认识也有了根本的改变。他大量撰文揭露、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宣传爱国主义。

从1932年和1933年《生活》周刊的内容看，邹韬奋不再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而是寄托在人民群众身上，主张发动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参与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群众。

《生活》周刊创立后，邹韬奋又创办生活书店。书店采用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来经营，书店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由全体职工选出来的理事会;负责处理人事的机构是民主选举的人事委员会。邹韬奋总结了生活书店的八种传统精神：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经过邹韬奋的苦心经营，生活书店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在全国有55个分支机构的巨大企业。与此同时，生活书店还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进步文化，出版了进步刊物《文学》杂志、《译文》月刊、《太白》半月刊和《世界文库》等，还出版了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小约翰》等著作，成为革命的文化堡垒。邹韬奋还积极为抗日健儿捐款。从1931年秋季起，邹韬奋通过《生活》周刊发起援助黑龙江省卫国健儿捐款，后又为东北义勇军捐款，还领导生活书店为淞沪抗战将士服务。

随着《生活》周刊公开打出抗日大旗、抨击国民党反动派，邹韬奋时刻面临着国民党的迫害。为此，他抱定了“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决心。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中，常受特务盯梢。为此，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于1933年7月14日离开上海，曾到威尼斯、罗马、日内瓦、巴黎、伦敦及德国、比利时、荷兰、苏联、美国等地。邹韬奋一方面在各国实地考察，一方面学习革命理论。在伦敦，邹韬奋曾进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等进行过研究，而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英博物馆攻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在苏联，曾进入莫斯科暑期大学学习，并写了一篇20余万字的文章，如实地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美国，他还冒着极大的危险，在美国南方黑人区域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地下支部的秘密会议，亲眼目睹了美国黑人悲惨的命运。在纽约，邹韬奋曾向留美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5年8月，邹韬奋结束流亡生活，回到祖国。

邹韬奋回到上海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被推举为执行委员;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也被推举为执行委员。

邹韬奋回国后，生活书店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发展，工作人员由他出国时的二十人左右增至六七十人。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以实现民族解放、铲除封建残余、克服个人主义服膺集团主义为创刊三大纲领。邹韬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提出了“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张。在他的影响下，《大众生活》迎接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推动成千上万爱国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被誉为救国会的机关报。由于《大众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国民党非常害怕，先是诽谤、恫吓，从中破坏。失败后，国民党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专程到上海一起找他谈话，逼迫邹韬奋停止抗日活动，并以暗杀来威胁，但邹韬奋始终不肯就范。此后，张道藩、刘健群又唆使上海滩流氓头子杜月笙出面担保，诱骗邹韬奋到南京和蒋介石面谈。邹韬奋当即和救国会负责人商谈，认为去南京凶多吉少，只有去香港躲一躲。1936年2月，《大众生活》出到第十六期，便被国民党查封了。3月，邹韬奋被迫再度流亡出走香港。1936年潘汉年从延安到上海，同救国会领袖联系，邹韬奋和中共的代表有了直接的联系。

1936年6月，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与《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创办之初，条件十分艰苦，由于经济窘迫，报馆只得设在香港贫民窟中。邹韬奋领导《生活日报》重点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抨击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投降主义。1936年5月24日，刘少奇以“莫文华”的笔名，写长信给邹韬奋，主张《生活日报》成为救国人民阵线的指导者与组织者。邹韬奋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号上以《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为题全文发表;7月又发表了刘少奇的《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一文。7月15日，邹韬奋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邹韬奋爱国运动领袖的地位愈益显著。邹韬奋还对《生活日报》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创新，每天除一篇社论外，还有两篇以上论文;版面上力求统一;还将国际国内新闻用白话文重新改写。这些努力，都使《生活日报》独具特色，更贴近民众。1936年7月31日，《生活日报》自动停刊。

1936年8月，邹韬奋从香港回到上海。8月23日，将《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为《生活星期刊》在上海继续出版。与此同时，还积极参加了支援绥远前线的抗日运动。11月22日深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七人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分别解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第三分院审讯。沈钧儒等在法庭上驳斥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诬陷，重申了“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主张，法院被迫裁定责付律师保释。当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又被拘捕;次日，李公朴自投法院，后史良也到案。这就是震惊当时的“七君子事件”。12月4日，邹韬奋等被押往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对邹韬奋等人进行了多次审讯。1937年4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对邹韬奋等七人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提出诉讼。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七君子案”，邹韬奋在法庭上驳斥了国民党方面的指控，全体律师也愤而罢席，迫使审判中止。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再庭，在长达7个小时的审判中，邹韬奋历述救国会的各项主张，驳斥国民党捏造的所谓罪状，迫使法院不再进行审判。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积极营救“七君子”出狱。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联名向江苏高等法院呈文，愿与“七君子”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经过积极斗争，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将七人释放出狱。在囚禁的243天中，邹韬奋不但毫不动摇，坚决斗争，而且写成了《经历》、《展望》、《萍踪忆语》和《读书偶译》四书，牢房成为他拿笔作武器的战场。

邹韬奋出狱后，拒绝了国民党提出的解散救国会的无理要求。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抨击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及时报道抗战战事。1938年7月，《抗战》三日刊与沈钧儒、李公朴创办的《全民》周刊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任主编。1938年他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1938年10月，来到重庆，到1941年2月，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到第五次大会，相继提出了《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等议案，力主加强团结、争取民主、争取言论自由。大后方宪政运动开始后，发起组织重庆各界宪政座谈会，并参加各抗日党派发起组织宪政促进会的筹备工作。在重庆期间，邹韬奋还积极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来往，并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秦邦宪等人到生活书店作报告，积极宣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

邹韬奋还和林伯渠商量，要在陕甘宁地区和各解放区设立生活书店。经过仔细筹备，1940年9、10月间，生活书店派人到晋东南解放区和延安开设了华北书店;同年秋，在苏北和苏中开设了大众书店。面对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引诱和威逼恫吓，邹韬奋不为所动。1939年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强迫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还要邹韬奋加入国民党，邹韬奋严词拒绝。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邹韬奋的迫害加剧，他们查封生活书店，到1941年2月，生活书店50多处分店，仅存重庆分店一家。有的经理、店员被捕被拘或被逼逃散。

邹韬奋愤而辞去参政员职务，并于1941年2月25日，被迫出走香港。5月17日，《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同时，参加了《华商报》的筹备工作。他还经常为《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丛刊》撰稿。与此同时，邹韬奋还成立了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当选为常务干事，并与杨东莼负总责，领导救国会在海外各地的工作。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时，邹韬奋给予了大力支持。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决定抢救旅港抗日文化工作者。1942年1月9日，在中共组织的安排和帮助下，邹韬奋偷渡到九龙，随后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驻地，受到热烈欢迎。同年9月，经武汉等地来到上海，随后进入苏中解放区，受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的欢迎。12月中旬，进入苏北解放区。1943年初，邹韬奋耳疾日益严重，经诊断是癌症，被秘密送往上海就医。1944年6月1日，邹韬奋病情加重。

6月2日，口述遗嘱，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要求。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逝世，年仅50岁。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逝世，并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引以为吾党的光荣”。

邹韬奋的著作和译作已收入《韬奋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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