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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简介：朱学范

朱学范，(1905-1996)，1905年6月12日出生于浙江嘉善县(今上海市金山县)。父朱寿山，在当铺做小职员。母张氏，操持家务。

1911年进小学读书。五四运动时，正在高小读书的朱学范与同学一起上街游行。1921年高小毕业，进虹口南浔路圣芳济书院学英文。17岁时，因父亲失业，不得不辍学到德国人开的勃朗啤酒行当送货工人，每月挣15元钱。因年少体弱，经不起沉重劳动的折磨，干了一年多就吐血，被老板解雇。在家养好身体后，他经人介绍，又进了一家经营美国货、代客装置水暖管理工程的公司担任记账员，每月工资25元。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成天帮助外国公司赚中国人的钱，心里不是滋味。1923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肄业后，于1924年经过考试，进入上海邮局当邮务生，卖邮票，分拣信件，收邮包，开汇票，最后被派在栈房间做工。

1925年5月15日，朱学范在邮局栈房间上班时，听到了上海日本纱厂大班向工人开枪、顾正红牺牲的消息。当时邮局还没成立工会，但大家异常气愤。朱学范站出来动员栈房间工友募捐，支援纱厂罢工工人。受大家委托，朱学范把捐款送交上海总工会，李立三出面接待他，了解邮电职工的动态，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5月16日，上海邮局各基层单位代表600余人集会，朱学范受栈房间工人推举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集中讨论发动罢工和组织工会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立即举行罢工的决议。共产党员顾治本当选为罢工委员会主席。17日上午罢工开始，有1500余人参加。到第三天，全市邮政通信全部停顿。罢工提出了七项条件，主要是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等。经过谈判，邮局被迫同意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7年3月21日，朱学范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上海邮局工人纠察队小队长。他跟随邮工纠察队前往闸北参加战斗。当时，捕房巡捕封锁了天井大门，两辆警车停在门外，上面架着机枪。纠察队员冲上去打开了半扇大门，但巡捕不许纠察队的卡车出去，朱学范和大家冲出门外，纷纷跳上停在路旁的三辆邮政卡车，向宝山路进发，前去攻打警察局五区三分所。警察局门前有用沙袋筑成的工事。朱学范同邮工纠察队一齐喊：“放下武器，投降不杀!不投降就用火油烧死你们!”有个巡长在楼上负隅顽抗，向纠察队开枪，被纠察队员开枪打死。警察跑了，战斗结束，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警察局变成了邮工纠察队驻地。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中。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邮务工会被改组，成为国民党包办和控制的黄色工会，但革命的影响还存在。1927年底在工会小组长会议上选出的第五届邮务工会，由无党派的正直工人和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掌握。朱学范佩服这些人的热情，也同情他们的处境。他感到工人需要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要想在工会里长期待下去，不参加国民党不行，于是，他加入了国民党。有人向朱学范说，要使邮务工会在租界打开局面，非走杜月笙的门路不可。因为上海的重要工厂、大百货公司、公用事业、码头、报馆等都在租界里，国民党的势力达不到。于是，经人介绍，朱学范于1928年拜杜月笙为先生。

朱学范1929年2月当选为第六届上海邮务工会的候补执行委员兼交涉科长。1931年杜月笙在高桥兴建的杜氏祠堂完工，朝野高层人士都给杜送厚礼。朱学范没能力送厚礼，便专门刻了一个纪念杜氏祠堂落成的邮戳，在高桥邮政支局使用。此举使杜月笙十分高兴，他借此名扬全国。朱学范入杜门后，还参与发起成立恒社。参加这个组织的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朱是这个组织的常务理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朱学范领导邮务工会积极参加反日爱国运动。9月26日，上海800多个团体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市民大会。朱学范担任总指挥，邮务工会担任交通。会后举行群众游行。10月，上海80万工人店员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朱学范代表邮务工会参加了这个爱国团体，并担任调查科长，率队到处检查和没收日货。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朱学范以上海邮工童子军训练部长名义，召集抗日义勇军紧急会议，号召邮工发扬光荣传统，奔赴前线，为国效劳。他组织邮工救护队，深入火线抢救伤员，还组织邮工战地服务团，募集捐款、粮食和药品，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

1932年7月25日，全国40多个地方的邮务工会代表在南京集会，选举产生了全国邮务总工会。朱学范被选为执委会九名常务委员之一。淞沪抗战结束后，朱学范担任了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开始，总工会是非法的，因为南京颁布的《工会法》不允许成立总工会。经过他们多次力争，上海市总工会才取得了合法地位。可是那时它的群众基础薄弱，1934年底只有6万多名会员，仅占上海30余万工人的21%。朱学范为了扩大总工会在租界的影响，巩固自己在总工会中的地位，就运用帮会的力量。他自己投在杜月笙门下，其余5名常委按照杜月笙的旨意，投入金邦荪门下，但他们的靠山实际上都是杜月笙。1933年底，朱学范在总工会内部开始收“学生”，于是租界上的一些主要企业里都有了他的“学生”。1935年初，经杜月笙应允，朱学范组建了自己的帮会组织“毅社”。到1936年，加入“毅社”的职工达一千几百人，分布在很多行业的工厂企业里。“毅社”成了上海帮会在工会里的最大社团，且其成员都是职工和工会干部，他们在许多企业工会里站稳了脚跟，使上海市总工会在租界中得到发展，巩固和加强了朱学范在总工会中的地位。

1935年，朱学范参与组织中国劳动协会，任常务理事。他作为劳协领导人之一，在组织职工进行合法斗争的同时，与协会内部代表国民党势力的工贼进行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他不断探求中国劳工运动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特别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给他以深刻的启示，从而自觉自愿地接近中国共产党。朱学范1936年6月到日内瓦出席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结束后应邀到莫斯科访问。他参观了博物馆、红场，瞻仰了列宁墓，与苏联工会领导人进行了交谈，还秘密会见了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立三、康生。早在五卅运动中他就与李立三见过面。李对朱说，现在国难当头，中国工人们应当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工会要团结，希望双方合作。朱同意李的意见，并就团结工人、联合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议。

1936年11月，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张维桢、周林、韩念龙等发动日商二十多家纱厂的4万工人罢工。朱学范领导上海总工会给予大力支持，最后迫使日商纱厂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增加工资百分之五;不无故开除工人;吃饭时停车30分钟;等等。“八一三”后，朱学范离沪，经香港于1938年2月到达武汉。6月，朱学范得知国际工联将召开执委会议，便向国民党政府社会部提出要求，由劳动协会代表中国工会参加。国民党中央作出决议，同意劳协参加国际工会联合会。劳协使国民党的《工会法》突破了一个口子，取得了合法地位。

1939年朱学范当选为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后，在重庆拜会周恩来，就劳协与边区工会公开合作并共同开展国际活动等问题交换意见，奠定了国统区工会同解放区工会团结抗日的初步基础。朱学范领导的劳动协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积极开展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朱学范代表劳协多次去欧美等国出席国际劳工组织会议。从1936年到1940年有八次之多，被选为国际劳工局理事、国际工会联合会理事。在每次国际会议上，他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暴行，呼吁各国人民特别是工人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事业。

1941年10月他去纽约参加国际劳工组织召开的非常会议。他提出敦促自由民族对中、英、苏及其盟国供给军械，以加强抗战力量的议案，获得大会通过并作出决议。会后，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接见会议领导成员，朱学范与罗斯福握手时用英语说：“感谢总统对中国抗战的支援。”罗斯福微笑点头。

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他被阻隔在美国，一时回不了国。于是，他省吃俭用，去哈佛大学经济系学习。1942年，美国两大劳工组织到哈佛通知朱学范，美国工会决定向中、英、苏工会每年提供66万余美元。于是，他提前结束在哈佛的学习，1942年9月回国进行具体规划。中国劳协利用美国工人的捐款，从沦陷区内迁技工9000余人，在重庆办了49所文化技术补习学校，在一些地方办了工人福利社、托儿所、诊疗所，还拨出部分捐款交给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举办工人福利事业。

朱学范积极支持和协助解放区的工会组织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工会活动。抗战胜利后，世界工会代表会议在巴黎召开。解放区工会拟派董必武等四名代表出席该会。朱学范决定解放区工会代表与中国劳协代表组成统一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前往参加。国民党有关当局不同意，经过朱学范一再力争，始获批准。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参加代表团去巴黎出席大会。在会上，经朱学范提名，邓发被选为世界工会联合会候补执行委员、理事会理事，刘宁一当选候补理事。朱学范在会上当选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委员。

1945年9月10日，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会见了朱学范和易礼容，听取了他们与解放区代表共同组团参加国际活动的愿望。毛泽东表示赞许，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好，我支持你们!

1946年2月10日，为庆祝政协会议成功，中国劳动协会同其他二十多个团体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会，朱学范组织劳协进步分子保护会场，但国民党特务、暴徒冲入会场大打出手，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等均遭殴打。朱学范亲眼目睹了这一惨案的发生。事后，他会同李德全、阎宝航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强烈抗议。

8月6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八六事件”。国民党当局指使“重庆市总工会”派人接收了劳协所属的市工人福利社、劳协分会以及三个区的工人福利社，逮捕福利社主任周颖等38人，将其中的22人送法院看守所关押。消息传到上海，朱学范召集在沪理事开会，拟定了向国民党提出的四项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查办此次不法行为的主犯;退出被占机构;保障工作人员安全。理事会致电世界工联，各国工会，特别是美国劳联和产联，说明事实真相。朱学范8月8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事件经过，公开向当局提出四项要求，并请美国工界援华基金监事会秘书出席作证，用事实戳穿国民党当局捏造劳协贪污美国工会捐款的诬陷。

这次记者招待会在国内外反映强烈。国内外的强大压力，迫使蒋介石于9月10日在庐山召见朱学范。朱向他简要陈述了事件的经过;提出了释放被捕员工、退还被占机构、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三项要求。蒋介石听后“嗯”了几声，说“好吧，可以”。

接着，国民党当局又逼迫朱学范将解放区工会驱逐出劳协，否则就要朱辞去劳协理事长职务。朱对国民党采取拖延态度。正在这时，国民党军队进占张家口，蒋介石下令当天(10月11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本来朱学范是劳工界选出的国大代表，他是否出席会议又成为难题。他见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反对国民党召开伪国大，便会见刘宁一听取意见。他与劳协的进步分子发表了“主张民主，反对内战”的二十三条主张，毅然拒绝出席伪国大。刘宁一又根据周恩来指示，建议朱学范离开上海，将劳协总部迁到香港，离沪前发表声明，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经过认真考虑后，11月10日晚朱向刘宁一郑重表示：“我已下定决心，立即离开上海，去香港。”翌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朱学范乘飞机到了香港。11月18日，上海的报纸登载了朱学范的声明，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劳工界统一，强迫劳协排斥解放区工会组织，强迫劳协公开反共，强迫他参加伪国大的丑恶嘴脸。因此，他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害。1946年11月25日，他在香港乘人力车返回住处途中，被后面开来的一辆神秘汽车撞上，他从车上被甩出一丈多远，倒在路旁，昏迷过去。经医院检查其右肩骨折，只得住院治疗。

香港《华商报》将上述消息披露后，全国人民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慰问电从国内外纷纷发来。世界工联总书记来电慰问，英国部长夫人到医院探望。刘宁一专程由沪到港，代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慰问朱学范，并带来了解放区工会应缴纳的劳协会费，支持劳协在香港开展工作。

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使朱学范坚定地转入人民革命阵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去进行战斗。朱学范住院期间和出院以后，与何香凝、李济深、冯玉祥等频繁接触，联合国民党中的爱国民主力量，开始酝酿与筹建新的革命组织，以便为尽快推翻蒋介石独裁政府贡献一份力量。1947年11月13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香港举行，推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柳亚子、蔡廷锴、朱学范等为委员。他们致函在上海的宋庆龄，请她南来，主持“民革”。12月初宋庆龄复信，赞成和支持民革成立，表示她以不来香港为好。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举行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朱学范当选为中央常委兼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作为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

朱学范1947年11月在巴黎出席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后到达伦敦。不久，刘宁一到伦敦，代表中共中央邀请他去东北解放区出席解放区工会大会。他们经布拉格、苏联，于1948年2月28日到达哈尔滨。第二天，他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竭诚拥护并积极参加彻底推翻蒋介石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拥护废除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业。1948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对朱学范的革命行动给予高度评价，致电“表示热烈的欢迎”。

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提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他认为必须着手成立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立三。他建议由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和中国劳动协会共同发起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团体会员，实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陈云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当选为副主席。朱学范还兼国统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朱学范参加了关于召开新政协的讨论和筹备工作。11月25日，在哈尔滨的朱学范同沈钧儒、谭平山等八名民主人士和中共中央代表高岗、李富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政协诸问题的协议。1949年1月，在哈的各民主党派人士来到沈阳。1月7日，朱学范同李富春一起前往大连，迎接从香港前来东北解放区的李济深一行。1月22日，朱学范和李济深、沈钧儒等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北平和平解放后，林伯渠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在沈的民主人士去北平。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朱学范作为全国总工会代表参加了新政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学范被任命为邮电部部长。他还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第五、六、七届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七、八、九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第二届民革中委，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常委，第五、六届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七届民革中央主席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第八届民革中央名誉主席。他还是中国红十字总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理事长、中国医学基金会主席、中国国际工合委员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主席。

1996年1月7日，朱学范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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