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钱国币》中的“情”与“理”（人教版高二必修）

丁西林的独幕讽刺喜剧《三块钱国币》是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四册（必修）戏剧单元的独幕喜剧。这幕喜剧，历来都被视为“优秀”剧作。但笔者却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这部作品反映的内容，以“阶级斗争”观念，替代了人类的道德观念。作品所颂扬的“情”，只是一种“阶级偏见”，而其所讲的“理”，实为“胡搅蛮缠”。它不适合作教材。

“情”的阶级偏见“碎瓶事件”的受害人本为女主人吴太太，但作品却始终让人感觉不到这一点。人们看不到作者对真正的受害人吴太太的一点点同情。大概只是因为吴太太是“阔人”吧。从作品中，我们闻到的尽是“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吴太太是“阔人”，但“阔人”也是人啊，“阔人”也有“阔人”的情感世界啊。作品怎不关注吴太太倒霉时烦躁的感受，而让扬长雄去“火上加油”，一味地去与她作对呢？有些时候，矛盾的产生与激化，并不是为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斗气”啊。作品似乎忽略了这个常识，更忽略了一般女性心胸狭窄的特点。

杨长雄帮助李嫂“解围”，却不肯承认吴太太的损失，不肯掏出一分钱替人补偿损失，连做做样子也不肯：“你是阔人，三块钱不在乎，我是一个穷光蛋，我的三块钱用处多得很。”作品将这种行为视为“见义勇为”。但笔者看不出这种“见义勇为”的“高尚”之处。

教学这一课的时候，笔者请学生们讨论杨长雄这一作法是否妥当。有学生说：“杨长雄的话，既失公正，又缺智慧，哪像个大学生呢！”学生认为，假使杨长雄不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用“调解”的手段，富有“人性化”地处理这场矛盾纠纷，那么吴太太“让步”的可能性也还是存在的。比如杨长雄叫李嫂向吴太太认个错儿，给吴太太戴戴“高帽子”，夸她几句“菩萨心肠”，说几句同情与体谅的话语，排解一下她心头的烦恼，平静一下她烦躁的心情，提醒她硬逼李嫂典当铺盖赔这么几块钱会有损她的形象与声誉，然后再请求她放李嫂一马。如果这些工作都做了，对吴太太还是一点效果没有，那么杨长雄再对她进行“阶级斗争”，则吴太太受人仇视，无人同情，便是咎由自取的了。而在自己不讲“人情”的情况下，要求别人讲“人情”，则显出了其阶级之情的偏颇。

“理”的胡搅蛮缠杨长雄极力阻止吴太太向李嫂索赔。其主要理由有二：第一、“女佣是穷人”，女主人应“替穷人想想”；第二、“擦花瓶是娘姨的职务，娘姨是替主人做事。所以娘姨有打破花瓶的机会，而没有赔偿花瓶的义务”。第一条理由能够成立，第二条理由，则难以讲通。按照杨长雄这个理论，佣人在主人家做错事，给主人家无论造成多么大的损失，都可以不承担任何经济或刑事责任。我想这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过去还是现在，于理于法都是说不通的事。但作者对杨长雄这种胡搅蛮缠的作法却是大加褒扬的。与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相比，同样是帮人说话，同样是能言善辩，鲍西亚堪称机敏、勇敢而又智慧，而杨长雄的表演则恐怕只能称为拙劣了。

杨长雄的拙劣，还表现在他与吴太太的“口水战”失败后的粗野冲动上。一个大学生舌战不赢一个妇人，便去砸那妇人的东西——花瓶。

《三块钱国币》这个独幕讽刺喜剧，究竟“讽刺”的是谁，其作品的客观表现效果，恐怕有悖于作者的主观愿望吧。

笔者认为，无论是站在现实还是历史的角度去审视，这部作品在“情”与“理”的处理上，都是有欠妥当的。它可以算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好教材，却不能被称为一篇“人文主义”的好作品。人们之所以认为这部短剧“优秀”，那是因为作品中主人公杨长雄的这种“过激”的“阶级斗争”行为，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始终是社会的一个精彩“看点”。历史已经过去，我们渴望在生活或文学作品中见到的不再是那种“找靶竖敌”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场景，而是充满人文主义道德关怀，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的温馨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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