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目睹了一位“80后”白领的状态，她脸色发白，失魂落魄，慌乱不堪，痛不欲生……哎呀，莫非是她父母出了什么问题吧？后来才明白，她是把手机弄丢了！等她飞速地补购到一个新款手机，抓在手里又是通话又是发短信以后，只见她眉飞色舞，神清气爽，谈笑自如，乐从心生……啊哟，我算明白了，手机对于这一代人的城市一族来说，其重要性达到了什么程度。
　　
　　刚好收到邱华栋主编的《青年文学》2008年第三期，这一期是“198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专集”，卷首是春树的短篇小说《庸俗让我们如此快乐》，庸常的俗世生活让他们那一代感受到快乐，我能理解。我注意到，小说里的人物，他们的人际关系，沟通与拒绝，欢乐与沮丧，期待与沉溺……时时需要借助于手机。小说在杂志上一共占9面，第一面就写到主人公用手机接电话；第二面则写去小卖部给手机充电，以及接到短信等等；第三面写到床上的事，手机关机；但第四面就“我一个电话打过去”，第五面写到发短信；第六面“在路上手机响了”，不止一次，推动着情节的进展；第七面一开始就接到令主人公不快的短信；第八面主人公“问他那晚为何不回短信”；第九面主人公在失去男友后接到“宁同志”短信，小说结束在一对女性深情互望上。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这篇小说也无妨叫做《手机让我们如此快乐》。
　　
　　无独有偶。同一期杂志上朱婧的短篇小说《七里香》，开篇第一句就是“手机响起来”。一而再，再而三，柴柴的短篇小说《慢拍的房子》，立意与文风与前面举出的两篇不同，但发送手机短信的细节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处“文眼”。如果再检索包括其他杂志上更多的“80后”作品，相信会有更多的手机承担着不仅仅是道具的作用，手机深深地嵌入了他们的生活，融入了他们的灵魂，一些人的生命状态不像是在使用手机，而是几乎成为了手机的附属物，丢了手机，甚过失去亲人，简直就是失落了他们自己。
　　
　　在中国内地，大约20年前开始有人用粗重的手机——“大哥大”，“大哥大”也是白道、黑道“大佬”的代号。大约进入上世纪90年代，手机才从商界推广到政界，体积重量大大缩减；进入21世纪，手机开发出发送短信的功能，几乎每月都推出新的款式，功能开发达到绝大多数使用者都不可能项项熟练使用的地步。开始是一切方面“成功人士”的必备符码，后来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所谓“手机臭了一条街”，蔷薇还只是4月里处处开放，手机却一年四季无处不在，彩铃声、接讲声和低头看短信、手指按键……声音动作在我们庸常生活中出现频率奇高。现在你无论是看到一个小学生或者老太婆，也无论是收废品的汉子还是牵名贵犬种的女士，他们正在使用手机，你一点儿也不会惊讶，因为，即使你本属于觉得与手机无缘，现在也可能拥有了第一部手机，而且，一旦手机不在身边，虽然不一定会像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80后”那般痛心疾首，至少也会感到“委实不方便”。
　　
　　电视比手机更早地侵入我们的庸常生活，电视不仅生命力极其旺盛，现在还特别频繁地与手机结盟。打开电视机，有多少档节目在号召我们给他们发送短信呀，许多盯着电视机的庸常人会手指大动，不仅是按遥控器的键，还按手机的键，怀着庸常的愿望，期盼发送短信后会在屏幕上看到遮蔽了当中数字，但分明是自己手机得中奖金或奖品的字幕，然后勃生出庸常的幸运感、幸福感。电视和手机，还有电脑，它们以最锐利的“撒手锏”——互动节目、互转短信和博客文章，刺激庸常人的庸常神经，达到“庸常让我们如此快乐”的效果，而这背后，是有关机构巨大的商业效益。
　　
　　春树的小说里有一句我以为非常好：“时间过得像时间一样快。”在这时间之快已经无法用别的事物比喻的人生情境下，我觉得无论“80后”也好，还是“80前”也好，一切自愿或非自愿置身在庸常的俗世生活里的生命，应该利用一切科技成果而不被其俘虏为奴。我真不愿意“如丧考妣”这个富有人性的形容词，有一天真被“如丧手机”所替代而收入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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