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不是艺人。直说，我非常讨厌艺人这个称呼，我和道明交流过，他也很讨厌。因为我们觉得，艺人是60多年前在中国大陆通行的一个对演艺工作者带有蔑视的称呼，是被人戏弄、侮辱和伤害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艺人这个名词一夜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这个庄严而伟大的称号。就陈道明而言，我觉得他无愧于这个称号。我想，什么“明星”，什么“大腕”，什么“表演艺术家”，陈道明对这些肉麻的称谓都会不屑一顾，他最愿意别人给他的定位就是两个字：演员。
　　
　　我想说说我所知道的这个喜欢被称作“演员”的陈道明。
　　
　　第一次见到陈道明
　　
　　那是1985年，我去南京演出。那时候，我是江苏省一个市话剧团的演员，听说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制作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屠城血证》，便兴冲冲地赶到拍摄现场，因为戏中演日军头目的老演员是我十分熟悉的前辈刘江老师。
　　
　　到了现场，就见一帮人忙着架机器、布灯光，而刘江老师正穿着戏服和一个“年轻鬼子”在一个角落里切磋着什么。我不敢惊动老爷子，悄悄躲在一隅，听得真切，那年轻演员的台词功底太好了！正在琢磨他是否在哪部电影中露过脸，就看到领我去剧组的制片主任阎友良匆匆走到他们身边：“刘江老师，该拍您了。道明，今天可能晚饭前都拍不到你，要不要先送你回招待所休息？”
　　
　　那个叫道明的年轻人既和善又沉稳地欠了欠身子：“不用了，谢谢。把老爷子的戏先拍掉，好让他早点回去躺着。我没事，就在这儿琢磨琢磨戏，背背词儿。”接着，他又坐在一旁的条凳上弓着腰翻看着剧本，念念有词，很是认真。我悄悄问阎主任：“他是谁？哪儿的演员？”
　　
　　阎主任压低了声音：“北京的演员，叫陈道明，名气不大，但戏演得一级棒，好得一塌糊涂。”
　　
　　我这才仔细打量离我大概5米远的这位叫陈道明的演员：瘦瘦的，眼睛很有神，颇有些忧郁感，如果他不穿那套笔挺的日本呢子军装戏服，而是换上西服或是长衫，那他可能就是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或者复旦大学的教授。总之，他身上的文人气质更多一些。
　　
　　刘江老师拍了几个镜头之后，趁换机位抽空休息，我看见陈道明立马把屁股下的条凳抽出来端了过去，恭恭敬敬地扶老爷子坐下，然后把一个大号雀巢咖啡瓶递给刘江老师——那时候还没有纸杯、易拉罐一类的东西，用装咖啡的瓶子当茶杯，当时是时髦事。陈道明声音不高，但特实诚：“老爷子，我刚去茶桶给您添了点热的……”
　　
　　我素来敬重老同志，见这位看起来比我大几岁的陈道明对前辈如此尊敬，自己又低调严谨而矜持，不由顿生几分敬意。
　　
　　不久后，陈道明主演的《一个和八个》在搁置数年后终于在影院亮相，我估计陈道明他们都没有料到，中国电影的再度崛起居然与这部戏有关，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导演真正被国际影坛注意，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的。
　　
　　因《围城》一举成名
　　
　　又是几年过去，陈道明开始有了些知名度，此时他碰上了一位好导演，碰上了一部好戏——《围城》。
　　
　　《围城》的制片人是圈中的好大姐张雪村，她每天风风火火地穿梭在剧组现场与公司的办公地之间。那天我在斜土路碰到雪村大姐，她扯着嗓门对我说：“平弟啊，我们组的男演员灵光啊，戏演得好是好的嘞……”当我听说这位主演正是陈道明时，不由分说跟着大姐追到现场。导演是黄蜀芹，谢晋大师的爱徒，在现场很威严，不苟言笑，从不轻易表扬别人，可她对陈道明却夸赞有加：“道明身上有种傲骨，不是明星耍大牌的那种骄傲，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种孤傲，一种不羁，一种玩世不恭。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方鸿渐！”
　　
　　“方鸿渐”，钱锺书先生的同名小说《围城》中的男主角。陈道明是黄蜀芹三顾茅庐才签下合同的演员。黄导与我熟，多年后告诉我：“陈道明挑剧本挑得结棍（厉害的意思），不是他拿架子，实在是他太认真了。他怕自己演不好。他说他没有1949年之前知识分子的生活感觉。我就说，你放开手脚演，结果陈道明说，试试吧，争取演好。现在看来，这个角色没有一个演员能超过陈道明。”黄导说到这里补充道：“这不是我说的，是钱锺书老先生夸赞陈道明时这样讲的。”
　　
　　《围城》给陈道明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真正成了家喻户晓的知名演员。“方鸿渐”的塑造已是有口皆碑，这里，我只想说一桩小事。
　　
　　《围城》中“方鸿渐”的岳父岳母的扮演者，是当时上海市电影局的局长吴贻弓和夫人张文蓉。吴贻弓是导演出身，虽有《城南旧事》《巴山夜雨》等经典作品，但演戏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别看吴导拍戏时方寸不乱，可临时被抓差当演员，而且戏份特重，那真是难为他了。
　　
　　那天拍一场搓麻将的戏，吴贻弓要么牌出错了，台词说对了，要么牌出对了，台词又说错了，弄得黄蜀芹导演急不得哭不得，只好重拍几条。吴导夫人张文蓉向来心直口快，直接“开销”老公：“哪能介笨，这几句台词也讲不拎清？”没想到一遍遍搭词配戏的陈道明却极其谦和，不厌其烦。他还幽默地对“岳母”说：“老丈人被您骂傻了，这戏咋拍呀？”只见陈道明不慌不忙地和吴贻弓聊着天，然后开始搓麻将。
　　
　　圈子里的朋友都知道，陈道明是“麻坛宿将”，而张文蓉则是上影“牌桌大咖”，棋逢对手，一边打牌，一边顺词，吴贻弓老师本来就是绝顶聪慧之人，稍一放松，更有“女婿”体贴入微的关照，顿时状态到位。于是，一场戏酣畅淋漓地演完了。
　　
　　多年后，我与陈道明熟悉了，他说：“我还真不是拍吴贻弓马屁，我这人从来不求当官的，但我敬佩吴导的为人、学识和谦和。在吴贻弓面前，我觉得自己是学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吴贻弓这代人和我父亲一样，是有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
　　
　　陈道明的父亲陈宗宽，在旧社会就受过良好教育，同时也是目睹国家腐败、期望能改朝换代振兴中华的那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后，虽历经各种运动，但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骨子里的高贵和不屈、厚道与忠诚。他的言传身教，使得陈道明不同于一般的演员。陈宗宽起初并不同意儿子从事文艺工作，但当时的大背景是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避免“上山下乡”，陈道明在父亲无奈的默许中选择了演戏这个职业，但他注定和别人不一样。
　　
　　我是演员出身，我了解这个圈子，在摄制组，在剧团，不演戏时，大家不外乎围坐在一起喝小酒、打扑克、侃大山。陈道明也是剧团出来的，但他不想混日子。他也是跑龙套出身，别人怎么演他不管，他只要求自己认真对待每一句或是半句台词，哪怕他演的只是个“路人甲”。
　　
　　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做义工
　　
　　走出“围城”的陈道明火了，火得很厉害。不久，吴贻弓先生和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们在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个国际电影节。1993年1月11日，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新落成不久的上海影城大厅前举行升旗仪式，紧接着，我们一干人马紧锣密鼓开始筹备金秋即将拉开帷幕的盛大影展。
　　
　　我们要面子，要为中国电影争气。吴贻弓说：“要开源节流，电影节是电影人的节日，要请有品行、有知名度、有社会地位的艺术家为我们捧场，为我们赢得社会资金的支持。”于是，我以电影节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带着吴贻弓签名的亲笔信，和吴先生的公子吴天戈一道，直奔京城，邀请各路明星去上海造势，为电影节摇旗呐喊。在这些受邀的嘉宾中，就有陈道明。
　　
　　记得我和吴天戈导演是在昆仑饭店的大堂见到陈道明的。他刚从球场回来，热情地招呼我们。打开吴贻弓的信笺，读完后舒了一口气：“你们就知道我这人重旧情，‘老丈人’给我下帖子，岂有不去之理？”我有些胆怯地问他：“电影节没钱，只能给你买打折的普通舱，行不？”他笑了：“你准备让我带铺盖卷吗？到上海找个桥洞将就一宿？”
　　
　　我们都乐了。不用说，见面很愉快，临别的时候，他还悄悄付了茶钱。
　　
　　走出昆仑饭店，我的心情顿时阳光起来，因为见陈道明之前，有人告诉我，你的这个邀请名单中，陈道明最难弄，因为他从不轻易参加乱七八糟的活动，也不到外面走穴挣钱，他这人，除了上台或者拍戏，闲暇时候就是三桩事：看书、打球、搓麻将。一般的迎来送往、吃喝宴请，他从不去的。
　　
　　出行的那一天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同行的人里有一位活宝迟到了，而他身上还带着昨天热情地替别人代收的四张机票。那是20多年前，没有纸质的机票，天王老子也办不了登机手续。
　　
　　只见陈道明不慌不忙走上前，脱下帽子，摘掉墨镜，特绅士地跟服务员做起工作来。也许是“方鸿渐”的魅力大，柜台上那几位年轻女孩居然把领导请来了，答应让我们一行先换了登机牌上飞机。上了飞机，眼看起飞的时间到了，那位迟到的哥们儿才把机票递到柜台，我们一帮人在机舱里急得快疯了。陈道明走到驾驶室旁边，又对乘务长开始“公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我们这伙人是去上海为电影节做公益宣传，都是不拿一分钱的，看在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电影节的分上，能不能跟塔台打个招呼，晚个20分钟起飞。没想到，机长居然同意了。5分钟后，那哥们儿像从澡堂子里捞出来一样出现在机舱门口，口里嚷着：“对不住！对不住！”陈道明瞥了他一眼，伸手把他拽到身边坐下，轻声地在那哥们儿耳边说了一句：“我最恨迟到的人！”
　　
　　这场“机场惊魂”悲喜剧，让我看到了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陈道明，一个善良、能忍耐而又顾全大局的陈道明。
　　
　　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次活动后，我们便熟了。逢年过节，就有了礼节性的问候，有时互寄贺卡，有时通个电话，后来有手机了，就发短信相互拜个年什么的。说心里话，我觉得那时候的陈道明骨子里还是有一种傲气的，我又是个特随意的人，我是无名小导演，他是艺术家，我俩是背心到袜子——中间差着一大截呢！
　　
　　没想到的是，几年后，我居然两次成为陈道明作品的监制，而从那时候起，我就叫他“老道”了——这是他圈里哥们儿对他的昵称。他也从来不叫我“某总”“某局”的，从来都是直呼大名，我听来特别亲切。那一年，他到上海，拍我们公司的《上海人在东京》，他演一个在日本打工的上海人。那时候，他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到哪儿都有一堆人追着，他依然很低调，当然也很孤傲，不像葛优，永远笑嘻嘻的。
　　
　　有一天，在上海的棚里拍内景，我去探班，见剧组伙食一般，遂邀请他晚上到朋友开的饭店小酌。他问：“还有谁？不投缘的我不愿意一桌吃饭。”我告诉他：“还有你‘老丈人’一家，还有你弟妹。”他笑了。
　　
　　道明跟熟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可爱，一点架子都没有，饭桌上有说有笑，很有点冷幽默，有时候还会引经据典。不知谁又提起了《围城》，他特真诚地说：“这几年，我觉得自己有些轻飘了，浮夸了，也许有点小名气了，别人也觉得我好像爱摆谱了……没想到，去了钱锺书老人家里几趟，我忽然明白了——那么大一位学者、作家，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也没啥现代化的玩意儿，除了那满屋子的书，家里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煨中药的瓦罐……”
　　
　　那天，我们没喝酒，可我觉得老道那天像喝醉了一样，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在钱老先生面前，听他说上一席话，我真的觉得自己太无知、太渺小……”
　　
　　我很少近距离接触他，但那天我分明感到，老道说的，句句都是发自肺腑。他不是一个谄媚的人，更不是一个会说假话的人。老道的可爱，正因为他的真实，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从不奉承，也不阿谀。有一回，吴贻弓要拍一部电影，赶到无锡外景基地去见陈道明。老道非常热情，“丈人”长“丈人”短的，但看完剧本，婉言拒绝了。他说：“我演不了这个角色，演不好，演了，观众会骂。”他还说：“有些朋友拍了烂片，或者戏演砸了，总推说是编剧不好，导演不好，我从来都认为，如果某一部戏不成功，应该先找自己的毛病，因为我是主演，我一定有责任。”
　　
　　有人说他说不清道不明，我不这么认为。我一向觉得，陈道明很透明，他喜欢的剧本从不会轻易放下，他喜欢的角色会废寝忘食去琢磨。陈道明在《康熙王朝》里演玄烨。那部戏，跨度几十年，他从青年演到垂暮，丝丝入扣，张弛有度，顾盼生辉，把康熙演活了！我多次去探班，从不敢惊扰他，甚至到了片场，都不去和他寒暄，因为导演说，陈道明是用心在演戏，康熙已经融化在他的躯体里了。多少年过去了，《康熙王朝》只要重播，我还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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