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根据某项调查显示，14%的人夜间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手机，11%的人甚至在欢爱之后就去查看手机。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用户，当手机不见时都会感到恐慌和绝望。也许，我们不应该责怪手机。当App引导我们走哪条路不塞车，去哪里吃饭可以打折，当微信帮助我们与疏离的亲友更多联系，科技的进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然而，当我们开会时盯着胯下，吃饭时举行奇怪的仪式，当我们因微博的评论伤心难过时（有人甚至因此自杀），我们是否丧失了与他人交流的兴趣与能力？讽刺的是，我们的调查也显示，有孩子的家长中，在自己充分享受手机的便利时，超过20%的人严禁孩子使用手机。手机改变了我们，但我们未必希望它们改变下一代。
　　
　　多重任务疯狂症
　　
　　“我觉得我快要坚持不住了。”杨华宁说。阳光洒在这位前IT公司高管身上，但却掩不住他苍白的脸色。
　　
　　杨身上的问题显而易见。即便已经从公司辞职，他手里仍然时时刻刻都在摆弄一部精致的智能手机，在上面刷刷点点，偶尔抬一下头，目光也看着别处。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更像是一台精准运行的机器——机器不断将最新的讯息推送到手机，他会每隔30秒打开锁屏查看一次，再过30秒，则会查看一次邮件，而此后则要查看微信和微博等等，又两分钟过去，他又会重复上面的动作，周而复始。
　　
　　“没办法，已经成了习惯。”过去5年中，杨华宁每天夜里都会被手机吵醒，白天去任何地方，都要携带3个充电宝为手机充电，随时拍拍口袋看看手机在不在，已经成为他的标志动作。在任何一次或长或短的出游计划中，他扮演的角色都是同一个——一个永远低头看手机的旅行者。再到后来，即使再重要的场合，他也没有办法放下手机，直视着别人完成一次对话。
　　
　　杨并非一个智能手机悲剧的个案。中国工信部最新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已经超过8亿人，其中超过3亿人，是和杨华宁一样的3G智能手机用户，后者还在以每个月将近1000万人的速度迅速增长。
　　
　　即便发展速度慢于中国，国外的情况也并未好到哪里去。《英国每日电讯》援引babies网站的一项调查说，他们发现为数不少的英国的父母们，居然会让这些不到1岁婴儿每天玩4个小时iPad——他们每天醒着的时间只有大约10小时！
　　
　　智能手机的普及显然给所有人带来了困扰。仅仅在这个月，就有湖北一名少女走路看手机而掉入深坑坠亡，而南京一名男子则因为专注于手机挡住了火车。重庆的一位学生家长，则为儿子所在的学校捐赠了40万元的非智能手机，希望创造一个没有智能手机骚扰孩子的“正常成长环境”。
　　
　　杨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的看法与拉里·罗森在他的《i成瘾》一书中定义的情况基本没有太大出入，即这是一种典型的“多重任务疯狂症”，具体而言的症状是，“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网络使用者，在网上进行阅读或者进行超文本文档读取时，也很容易分心。”最典型的案例是，“在收到信息的两分钟内，就强迫自己回复”。
　　
　　这位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还在书中定义了手机成瘾的其他一些症状，例如“手机震动幻想症”，“讯息查看强迫症”以及“缺乏睡眠喜怒无常症等”，认为手机成瘾是一种“低自尊”导致的精神疾病，与财富滥用和病理性赌博类似，成瘾的人们通常“利用强迫行为来摆脱强迫观念”。他甚至援引了一份研究数据，指出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大脑系统在灰质和白质上都存在明显区别。
　　
　　但杨华宁的问题在于，除非所有人都放弃智能手机，否则作为一个45岁的中年中国男人，无论是否在工作，他都无法承受没有智能手机的生活。
　　
　　另一种人格
　　
　　这个问题似乎无解。美国的一篇论文曾经依据“五型人格”理论研究认为，外向型的人更倾向于拥有智能手机，并且对短信功能需求更高；而亲和性的人更倾向于打电话而不是发短信。换句话说，是否更容易“上瘾”，与个人天生的体质有关。
　　
　　至少就吴若曦而言，这个理论并不足够成立。工作日的温哥华国际机场简直一团糟。广播在头顶一遍又一遍地lastcall，眼前是成群不知所措的旅客，耳机里是流水一样发来的指令，充斥着各种调度、术语、程序和令人抓狂的混乱。
　　
　　但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毕业生，刚刚工作6个月的机场地勤，吴若曦已经对此驾轻就熟。半年来她已经保障了104架航班的起飞。她在值机柜台闲庭信步，甚至还用空余的时间跟朋友分享了航空公司的新机型，解答了一个陌生朋友的感情问题，就最近国内的一桩热门媒体事件发表了感想。
　　
　　值得一提的是，完成这一切不需要任何其他工具，除了一部智能机。
　　
　　这对吴这样重度的手机用户来说，不算什么。毫不夸张地说，吴的生活就在手机上。她已经习惯“一心二用”的生活——每天起床要先看10分钟手机资讯，吹头发的时候也在看，路上在看，工作的时候在看，下班之后还在看，即便有朋友聚会，大家也都在看手机。今年6月的苹果发布会，时间上正好跟某个航班撞车，吴若曦甚至还作为某国内网站的解说嘉宾，在百忙中用手机完成了全程直播。
　　
　　这件事的结果好坏参半。一方面，这个在手机上叫做“Onlyswan”的女孩，拥有13000名Twitter粉丝和30000名新浪微博粉丝，拥有一个手机上认识的老公，甚至婚礼上的嘉宾，也是手机上邀请来的。但另一方面，因为有十几部不同品牌的手机轮流使用，临睡前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个的充电器，带来的焦虑感都会让她失眠。
　　
　　更多的困扰可能来自于现实与虚拟的割裂。当亲戚、朋友、同学甚至顶头上司，发现吴在手机网络上那些尺度很大的自拍照，尺度很大的两性话题讨论，以及尺度更大的涉及政治的言论时，无不惊讶于那个平时只顾低头玩手机的怪女孩，居然在手机上变成了另一个人。吴只能对此摊摊手，“只能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也许这是个最好的沟通方式吧。”
　　
　　但这些对吴来说都并不是问题。她参加过许多线下聚会，认出她的网友并没有更多进一步的冒犯举动。他们对她的价值观表示尊重，甚至激赏。尽管曾经被网警请去“喝茶”，但她并没有因此感到困扰，最近甚至还有一位某地级市的网警在微博上对她说，等她回国要过来见面，像朋友一样，就很多问题当面探讨。
　　
　　吴若曦觉得她从智能手机中获益良多。在2008年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之前，她就已经混迹于各大论坛，是个小有名气的宅女。现在的她依然怕打电话，但会更多走出去，更多与人打交道，她甚至已经辞职，决定在互联网圈子里做点事情，甚至拣起“国际政治”的老本行。这有什么不好呢？
　　
　　很明显，我们多数人都并非生活在荒岛上，也并非卢德派教徒，与手机打交道不可避免。最近出版的新书《与手机同床》讲述了以苦干著称的波士顿咨询集团如何与7/24小时在线工作斗争的故事，办法是强制提高效率，早点下班。
　　
　　《经济学人》并不认为这是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文章说，“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智能手机厂商和应用厂商们，主动把手机‘非智能化’。”
　　
　　问题的背面
　　
　　关于智能手机成瘾的讨论，看起来更像是几年前“短信成瘾”的一种延续。2009年，美国曾因为加州一位13岁少女每月发15000条短信的新闻，而引发激烈的辩论，但4年过去，那位少女并未成为问题少年。
　　
　　《卫报》最新的一篇文章认为，智能手机的使用可能对青少年有益，文章引用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说，新技术总是会引起“代际恐慌”，电台曾被称作“控制小孩的无形的手”，而索尼随身听曾被评价为“产生类似高潮的节奏”，但它们并未真的带来那样的现实。
　　
　　手机也是这样。这份研究发现，手机社交并未给青少年带来超出常规的困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即使是再沉迷手机的青少年，也仍然愿意花时间面对面交流——他们只是在学习一种新的社交技能而已。
　　
　　《纽约客》今年9月则在一篇《Facebook如何让你不高兴》的文章中发现，同样的严肃医学研究之所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不是因为具体做什么事，而是因为用户“主动”和“被动”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对心理的影响可能恰恰相反。
　　
　　杨华宁的故事最后有了个光明的结局。在休息一个月后，他选择了传统行业的IT部门，改用非智能手机，虽然继续从事老本行，但不需要7/24小时待命了。
　　
　　至于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大脑系统存在区别这一点，也可以先不用讨论了。4年前卫生部已经在《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里明确了，网瘾严禁损毁性外科手术。在有严谨的医学结论之前，不妨先把手机看作随身听，甚至收音机，看看究竟最后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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