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41年的著名作家蒋子龙，是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虽已近古稀之年，却身体硬朗，精神铄，颇有硬汉气质。他在谈起如何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时开玩笑说：“我的理想职业是军人，当个旅长团长什么的肯定干得不错，却赌气赌成了一名作家。”
　　
　　蒋子龙上初中时，学习成绩很好，因一句无心的话受了警告处分。为缓解心中烦闷，他试着给《天津日报》投稿。一次，退回的稿子被班里的一个同学看见，那个同学恶作剧地把退稿钉在教室的墙上，并对全班同学大喊大叫：“蒋子龙还想当作家？咱班40个同学，将来出39个家，剩下一个就是蒋子龙。”同学的讥讽深深地刺痛了他，更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他当场虽然没有反击，心里却赌气似的暗暗发誓：你们说我成不了作家，我就偏要做出个样子让你们看看！
　　
　　蒋子龙更加刻苦地充实写作知识，不放过每一个写作题材和投稿机会，终于在1965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新站长》，从而一发不可收。1979年，一部《乔厂长上任记》轰动文坛，也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一时间，各种批评文章铺天盖地接踵而至。爱赌气的性格让他愈挫愈勇，每当看到一篇批判自己的文章，他就在下班后故意高扬着那张报纸，大大咧咧地去了住处附近的小卖部，对老板高喊一声：“来一瓶啤酒，再来一根火腿肠！”老板已对他的这套动作十分熟悉，给他取东西的同时，顺便开玩笑道：“你的大名又上报纸了？又要犒劳自己了？”他呵呵地笑着算是应答。吃饱喝足，当晚必有一个短篇出笼，放几天修改好后，再誊清投给报刊。
　　
　　正是这种赌气精神，支撑着蒋子龙在“改革文学”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包括《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优秀作品，他也因此被冠以“工业题材作家”的头衔。
　　
　　对于“工业题材作家”的头衔，蒋子龙曾私下对朋友说：“我还就不信了，这辈子就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非要写出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来，到时看谁还再说我就是个‘工业题材作家’！”
　　
　　大家以为他也就是说说而已，没有当回事。然而，谁也不会料到，2008年，67岁的蒋子龙突然出版了一部长达57万字的农村题材小说《农民帝国》，一时搅动了文坛，更让评论界惊呼一片：这个蒋子龙，还真就赌出了一个农村题材的大部头，还真不知该如何给他定位才好。蒋子龙却不以为然：“一个成熟的作家是不会局限于题材的，而是时时刻刻关注着眼前的现实。几十年来，我的作品涉及到了演员、医生、工人等。我观察到了什么，对什么人群有感觉，我就下笔去表现。正如《农民帝国》，我对农村历来怀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早就有这个打算，一定要写一部关于农村题材的小说，这是我的情结所在，也是一种责任使然。”
　　
　　他解释了所谓的“情结”：“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为我储存了能量。我每天看天气预报，首先想到的就是刮风下雨会不会影响收成。一个作家，如果关注现实，自然就会有许多想法，也就会有创作的冲动。《农民帝国》断断续续写了11年，人们说十年磨一剑，这个‘磨’，在我这里是‘磨洋工’的‘磨’。我是属蛇的，蛇不蜕皮就长不大，几十年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灵魂也得一次又一次蜕皮。生活如果太舒服，就意味着灵魂要尘锈，甚至已经死亡。这就提醒我时刻要有一股赌气精神，要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灵魂，如果没有了这种精神和灵魂，笔头就会生锈，思维就会僵化，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废纸一堆。”
　　
　　有媒体问蒋子龙，是不是因为总是爱赌气，才长成了一张拒人千里之外的脸。他听后笑道：“我外表看似冷峻孤傲，其实我在生活中还是挺幽默的。有这样一个例子：1982年秋，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联谊酒会上，美国著名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我解个怪谜，他问我，‘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方法把它拿出来’。我未加思索就回答了他，‘您怎么放进去的，我就怎么拿出来’。这下轮到金斯伯格吃惊了，‘您是20年来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我颇有些得意地对他说，‘如果您20年前就遇见了我，这个谜底早就揭开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至于是否还会将赌气进行下去，蒋子龙说：“作为一个作家，就得靠自己的作品说话，如果没有赌气的精神，绝不会写出震撼人心的东西。赌气二字完全可以用伟人的话去诠释：做人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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