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1942年说起。家住江西省上饶县的郑宜栋老人那年17岁，他的父亲在村里开了一个榨油的作坊。这种个人作坊过去在农村比较常见，村里的乡亲们有了农产品的收获，会就近送到榨油的作坊，把桐油籽、茶树籽、菜籽等榨成油，作坊收取一定的加工费，各种榨成后的油，由委托者自己拿走处理，或卖或自用都可以。有的小作坊也会兼任收购的业务，但是，郑宜栋父亲当年的榨油小作坊，似乎主要是委托加工。这种小手工业是中国农村商品经济长期存在的方式，也是社会分工的方式。
　　
　　郑宜栋老先生17岁那年，他父亲的榨油作坊应该说生意还不错。父亲留下了一个账本。账本上是各家各户送来油籽，交了加工费后，应该还给人家的“成品油”数量，共有106个客户。1942年正是抗战时期，那一年，郑宜栋的父亲和哥哥都死于意外。郑家没有了成年男性，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些人乘机抢劫了郑家的作坊，本该还给别人的“成品油”，以及一些还没来得及榨的油籽，被一抢而光。而父亲留下的那个账本，一直保存在郑宜栋先生的手里。
　　
　　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个问题：郑宜栋先生在1942年的战争状况下，如果不替父亲还债有没有问题？应该说，问题不大。我们现在的合同上大都有一个词，叫做“不可抗拒的外力”，如果因不可抗拒的外力而造成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大都可以谅解。而1942年的战争环境，的确可以算作“不可抗拒的外力”。而且，郑宜栋先生如果不想替父亲还债，只要远走他乡就万事大吉，债主们根本找不到他。再说，事情发生的时候，郑先生只有17岁，父亲的债务是否应该由他继承，也是两可之间的事情。按照今天的法律，如果父亲的债务一定要偿还，也只能变卖父亲留下的财产，如果不够，也没有办法。郑宜栋先生并没有为父亲偿还所有债务的责任。再说，当年中国的农村里，熟人之间的生意，往往不签合同，双方只是一个信任。106个债主，并非手里都有合同。因此，郑宜栋先生如果不替父亲还债，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理由。
　　
　　但是，郑宜栋先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抱着替父亲还债的念头，虽然每一笔债务的数额都不算很大，但是，郑先生那时候的收入并不高，要找到所有债主也不容易。根据报道的内容，郑先生的父亲一共留下800多斤桐油的债务，还有茶油、菜油各400多斤。新中国成立后，郑先生依然没有忘记这些没有偿还完毕的债务。但是，新中国的法律已经与1942年的不同了，按理说，郑先生更不用替父亲还债了。然而，郑先生不这么想。当然，新中国成立后，私营经济长期属于“投机倒把”的范畴，郑先生也不敢轻易冒犯这个规定，替父还债的事情拖了很多年。郑宜栋先生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后来担任了村农协主席，人民公社书记等职务，人们都记得，他是一个清廉公正的基层干部。
　　
　　改革开放以后，个体经济开始活跃，私营经济也获得了合法的地位，郑宜栋先生又产生了继续替父亲还债的念头。但是，郑宜栋先生自家的老房子，在一场大风中严重受损，郑先生不得不借钱盖了一栋新房，盖新房的债务直到1989年才全部还清。郑先生的妻子说，他的一条内裤缝缝补补穿了20年。了解一点儿法律的人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有追溯期，像郑先生父亲这样的经济债务，追溯期不超过20年。因此，即便郑先生的父亲当年确实被判定要还债，到了1989年，也早已经失效了。就算从1949年算起，郑先生也无须因为不替父亲还债而承担任何责任。但是，郑宜栋先生保持了父亲留下的一个基本品质：诚信。
　　
　　郑先生退休以后，收入并不高，1993年，他攒下一笔钱。买了上百斤菜油，按照父亲账本的记载，又还了一部分父亲留下的债务。他的这个举动，当初遭到全家的反对，妻子3个月没有同他说话。郑先生的孩子说，债主们这么多年从来也没来要过债，当事人可能大都已经不在了，债主几乎也不可能把合同保留到今天。不还债什么事都没有。一旦主动还债，刺激了别人，如果债主或者后代要求支付几十年的利息，那不是自找麻烦吗？总之，郑先生的孩子们把各种最坏的结果都想过了，因而竭力反对郑先生继续还债。
　　
　　然而，郑宜栋先生不顾这些可能的“坏”结果，坚持省钱还债。要找到当年债主如今居住在哪里，也是一件破费周折的事情。郑先生每次还债，先要找到对方的住址，然后租车，将自己购买的“成品油”给对方送去。每完成一次替父还债，大约需要半个月。租车的人听说了郑先生的目的，主动将租车价格降到成本价。郑先生父亲当年的债主有的的确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的后代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因此不愿收下素不相识的郑先生送来的“债务”，然而，郑宜栋老先生绝对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到1996年，郑宜栋先生将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全部还清，他的子女们想象中的最坏的结果，一个都没有出现。人们听说了郑先生的举动，除了称赞，还能说什么？一个延续几十年的诚信，对当今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动。
　　
　　但是，郑宜栋先生的还债并没有完。106个债主的债务全部还完以后，郑宜栋先生偶尔听说了一个事情。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使用的秤是16两制，有一个成语叫“半斤八两”，说的就是16两制。1949年以后使用的秤是10两制。这两种标准使得1斤的重量并不一样。郑先生打听到，老秤与新秤的差别是，老秤比新秤的一斤重量多10-15％。这让郑先生再次感到不安，他觉得自己的“缺斤短两”亏欠了债主，良心上受到谴责。于是，郑先生决定，按照父亲账本上的记载，给每位债主增加15％的“成品油”。直到今年5月，84岁的郑先生才全部还清了多出来的15％的“债务”。
　　
　　我们知道，郑宜栋先生如果不替父亲还债，在法律上完全没有问题，在道德上，也不会面临他人的指责。但是，郑先生为了自己的良心，为了一个诚信的原则，坚持为父亲还债。这个故事的意义并不在于郑先生还债的数量有多少，而在于他真正做到了道德为先，他把道德当做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而非别人的评价。这种精神的榜样作用。是多少法律制度都无法实现的。郑先生的故事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晋商曾经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力量，票号是晋商的一个主要经营方式。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晋商票号的老板为了扩大股本，找了一些人入伙，其中一个股东以几千银元入伙后，突然死亡。这位晋商老板始终找不到这个股东的家人，但是，他坚持在每年的账本上，给这位死去的股东记账。几十年后，本息相加，已经是一个非常大数目。这位晋商票号的老板，也终于找到了那位死去股东的后人，将这笔连本带息的钱分毫不差地送还了他。收到钱的后代，根本不知道父亲还曾经有过这样一笔“投资”。
　　
　　诚信曾经是中国人的优秀品德，如今，这一优秀品德在我们错误对待传统文化的大氛围中，遭到很大的破坏。我曾经对我一个做生意的朋友说，当今中国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做到真正的诚信，真正百分百地让群众放心，这家企业在中国将所向无敌。这种所向无敌，其实就是人心所向。而现在，能够真正做到诚信的企业太少了。我的另一个朋友对繁琐的法律很头疼，又一次对我抱怨说，与外国人签合同太痛苦，一本合同像一本书，内容极为复杂。他说，这么复杂的合同条款，不就是为不守合同后打官司用的吗？为什么大家不能诚信一点儿，不能相互信任一点儿，尽量避免不遵守合同，避免打官司？如果诚信为上，所有与涉外合同有关的法律投入，脑细胞的高度消耗，不都是浪费吗？
　　
　　人们常常说，“先小人后君子”比“先君子后小人”好。但是，为何我们不能做到至始至终都是君子呢？我们可以不要求别人永远是君子，但是，用君子的标准始终要求自己还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在当今中国，像郑宜栋先生这样道德实践者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说明中国传统道德的很多优秀成分，并没有在广大中国人身上消失。而且，郑宜栋先生身体力行的这一美德，也感染了当地的很多普通人。相反，只有一些接受西方思想观念的现代人，会像范跑跑一样，把所有的道德行为都打上“伪君子”的标签，或者怀疑道德实践者的真实目的。比方说，在郑先生的故事中。也有人说郑宜栋先生的行为是为了出名。对此，郑宜栋先生说，我都84岁了，出名还有什么意义？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当今世上确实有很多人，习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在经历了某个历史阶段后，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相信世上还有崇高的事物存在。郑宜栋先生用自己67年的行为，给了这些人一个坚决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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