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某个轻浮雨夜驶过南二环，窗外飘来灵异的炊烟气息。所谓灵异，是因为这座城市不可能有焚烧的稻草，殡仪馆的焚化炉也在更南的南边，人肉叉烧的气息是断然闻不到的。但这股烟火气还是笔挺地插入我的脾胃，将我顶回了30年前：暮色低垂，挖红薯的我赤足站在田垄上，像饿鬼般凝望着远处的炊烟，鼻腔瞬间解析出那户农家的菜谱，那一霎，我好想当他们家桌底的旺财。
　　
　　经历过饥饿的人，尤其是男人，永远都是用胃思考的。所以张爱玲说，到男人心里的路，经过食道。
　　
　　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作者们的插队照片无一不是尖嘴猴腮，一副饥饿得元神涣散的灾民相。邓刚赤身裸体下潜入海捞海参；阎连科家里招待知青口粮不够，他只好在开饭时独自坐在门外的树下抵御馋虫；而陈丹青到苏北插队时，全村老小在粮库外站成一圈，默默看着上海知青分食全村的口粮。几年前我在京邀陈丹青做访谈，谈毕邀他共赴晚宴，他婉拒。陈丹青依旧清瘦，也许饥饿感已从他的大脑内存里删除，他的目光如此真诚，我相信他一定没偷过老乡的鸡。
　　
　　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曾从饥荒岁月列队而过。所以，当他们手握权柄之后，把多数时间都花在了饭桌上，为口腔偿债。
　　
　　感谢袁隆平，感谢瘦肉精，感谢麦当劳和肯德基，三十多年后，我们都从候补饿殍变成了“贵妃”。中国的肥胖人群已经超过三亿，儿童肥胖率则超越了美国。一个佐证是：中国的地陷和天坑近年时有发生，你以为那是蚂蚁们压塌的吗？
　　
　　肥胖问题首先是国家形象问题，最后才是健康问题。当年基辛格到上海，某些指定的街道就会忽然物资充盈，平素稀缺的冰冻全猪全鸡突然冒出，但只挂不卖，外宾走后随即撤走，宛如一场来自阴府的动物界僵尸义演。我相信给基辛格献花的儿童，一定是工作人员用磅秤遴选过的最胖的孩子，因为这是代表国家脸面的吉祥物。前不久的世界杯，朝鲜队的吉祥物就是郑大世，他的胖脸击碎了关于朝鲜饥荒的传闻，而胖娃流泪是因为南非人的伙食搞得不好。
　　
　　与金光大道的国家形象相比，肥胖带来的弊端却微乎其微。高血压，脂肪肝，都叫富贵病，断不会被人鄙视。麻烦稍大的，一是胖子出行成本高，往往要买两张机票；二是善后困难。前不久，罗马尼亚有个近400斤的胖子去世了，他的象躯塞不进棺材，家属只好叫医生为他抽脂减肥，将他瘦身之后的皮囊入殓土葬，抽出的脂肪入炉火葬，兵分两路，体验VIP铁皮包间和烈火桑拿。
　　
　　胖子多了会增进社会和谐，人人都是杨贵妃，易生富足感。胖人和蔼，回眸一笑肉褶生，无人知是活佛来，所以全民虚胖的时代比起20年前强奸案大幅下降。
　　
　　在我们的“贵妃”生涯里，饥饿感正在丧失，美食家也正在逝去。以沈宏非为代表的60后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代美食家，因为只有他们还留存着饥饿感。80后、90后怎么能体会我们偷白糖的销魂？如何能想象我们胃泛酸水却闻到邻居焖鸭那一刻的肝胆俱裂？
　　
　　我家80后的幼齿每回喝鸡汤，都要把金黄的油层撇去，我痛心疾首，简直要张开衣襟去接那些油——我年少时，梦见这些鸡油的次数远远超过梦见邓丽君和林青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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