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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0年那个年代，经商这件事，绝对不许随便成功。做生意的物质成本不高，但精神成本高得吓死人。
　　
　　所谓精神成本，包括世俗偏见、意识形态、闲言碎语。可以说，当时从体制内跳出去的人们，以及鲁莽闯荡，背负“投机倒把”罪名的商贩们，几乎全是视死如归、处境再坏也不过如此的敢死队员。
　　
　　1980年盛夏，在北京市甘家口的一栋老旧住宅楼前，一个小贩身背军绿色挎包，手中拿着写有“刷煤气灶”的硬纸牌，狂烈的阳光让他有些焦虑，但想到刷一个煤气灶能挣到8毛钱，还是有点小high。
　　
　　他叫张大中，时年32岁，正式身份是城郊一家供销社的电工，月薪30元。放在今天，这是大学生梦寐以求的那种“既有编制又有高薪还不用看领导脸色”的好工作。
　　
　　这在现在人看来，不就是脑残吗？亏他运气好，楼上有位大妈冲他招手，小伙子来刷刷我家的煤气灶吧。
　　
　　天黑收工回家，仔细一算账，他high不起来了。尽管刷灶赚来的收入有8元，但清漆和银粉就占了7元，一天劳累，不过1元的收入。
　　
　　而张大中想要的是更多的钱，这种想法贯穿于他整个商业生涯，多年以后将大中电器卖给国美，他没要股份、没要未来，只要钱。
　　
　　张父过世之后，张母独立抚养7个子女。“文化大革命”中，她上街贴了内容为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毫无疑问，被定为“反革命”。1979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兄妹7个，每人1000元。刚刚插队回京的张大中有了对象，就把钱分成两份，一份用来结婚，一份用来创业。这钱，在他眼里那是母亲的命啊，他得以命相搏。
　　
　　断断续续，张大中做了些零碎生意，一晃两年。两年时间能改变什么？张大中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给自己设定了变化。
　　
　　1982年，他在自家厨房做出了60台落地灯。在那个没有宜家、曲美的年代，纯手工打造的落地灯，那就是iphone4啊，全部脱手后净赚160块，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
　　
　　信心爆棚的张大中，第二天就递交了辞职信，他要去赚钱，赚很多的钱。
　　
　　张大中也不知道，此时的北京城里，有一个叫黄光裕的人也在筹谋同样的事情，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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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有着稳定工作的张大中，黄光裕是一个“无钱无势无学历”的“三无”北漂青年，貌不惊人又不修边幅，跟着哥哥，顶着“投机倒把”的风险赚了一笔钱，后来辗转到了北京，一心想着做更大的生意。
　　
　　前门珠市口，兄弟俩盘下一座两层小楼，取了个名字叫“国美”，专卖各类服装。谁料服装生意并不好做，发愁的黄光裕发现旁边几家卖电器的店铺生意不错，就有心模仿。
　　
　　1987年元旦，兄弟俩转行了，国美服装店变成了国美电器商店。“三无”北漂黄光裕是怎么弄到货的，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更神奇的是，第二年，他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摇身一变成了大学生，多好的励志故事啊。
　　
　　黄光裕的商人和学生双重身份颇为传奇；那边厢，张大中的“张记电器铺”则为他赚到了50000元的积蓄。就在黄光裕依稀摸到了未来脉搏的同时，张大中则直接打开了通往未来的大门。
　　
　　1987年，张记电器铺开设的第二家分店得到了政策承认，他不用再担心被工商局叫过去喝茶了，为了这小小的自由，他曾经是他们那个圈子里被约谈次数最多的开山者。
　　
　　直到多年后，家电圈子里爆发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往往绕不开几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体制的叛逃者，成功之后的事情，反而随便起来。
　　
　　比如陈晓。此人命途多舛。1岁时，患小儿麻痹，一条腿残废；10岁，父亲去世；高中，恰逢“文化大革命”，学业中断；1978年恢复高考，成绩优异，可因身体原因遭报考大学拒绝。
　　
　　虽然行动不便，他却喜欢到处跑动，简直哪壶不开提哪壶，缺什么就爱什么。这位爱跑江湖的拐侠，显然比郭靖的那位失明又瘸腿的大师父更能折腾。
　　
　　当时彩电热潮初起，供不应求，政府规定凭票供应，或者搭配滞销商品购买。陈晓灵光闪现，把滞销商品兜售到偏远地区，将搭配的彩电留下销售给上海市民。只此一招，利润大增。上海南汇县商业局闻声而动，点名要这个奇人。
　　
　　商业局下属有个“南汇县家电批发站”。陈晓到任，更名为“永乐家电批发总公司”，就是后来闻名上海滩的永乐电器。他担任永乐常务副总经理，迅速将永乐销售额带至18亿元。可当他决意扩大战果时，公司高层投资失误，葬送了企业前程。
　　
　　1996年，政策收紧，永乐公司资金链骤然紧张，陷入困境，濒临破产。彼时，国企改制盛行一时。陈晓自筹40万，联合46名意气相投的下属，以总价1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和放弃买断工龄的巨额资金，买下“永乐”品牌，自谋生路，重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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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张近东，按照规定被分配到教育体系。但他主动请求进入企业，到南京市鼓楼区属国企豪威当文员。
　　
　　工作之余，他承揽了些空调安装工程，获利不菲。一天，张近东与同事从青岛出差返程，先坐船到上海，然后转乘火车回南京。等火车期间，他们到百乐门闲逛，在一家咖啡店喝咖啡，结账时居然花费100元——他一个月的工资。
　　
　　张近东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工作是多么微不足道啊，简直连打酱油都不如。回到南京，他立刻行动起来，利用业余时间，开了一家咖啡厅。事实上，这家咖啡厅也并未改变他的生活质量，倒是结识了一个朋友，卞国良，此人为春兰空调南京办事处主任。卞国良悄声提议，哥们儿，我有个好生意。张近东凑上前去，空调？卞主任眉眼一闪，正是。
　　
　　这一年，空调属于奢侈品，堪称暴利，商场垄断经销。但商场并不注重售后服务。有了关系，看准了市场。张近东正式辞职，成立了一家小公司，专营空调。
　　
　　公司挂上两块牌子——苏宁家电和春兰南京专营店。张近东考虑到春兰彼时是国内空调第一品牌，有利于苏宁品牌形象。而他也无意间开创了中国家电领域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空调专卖店。
　　
　　初始，他野心不大，也不敢大。不过凭借商业嗅觉，这位中文系学生讲述了一个“靠胆量发家”的财富故事。张近东租下宁海路60号的一间门面，年租金7万元对只有10万启动资金的他非常冒险。
　　
　　苏宁挂牌时，除过往行人抬头观望，南京同行——几大国有商场都没有注意到它的诞生和存在。国营商场自命不凡，可是不多久，它们的好日子便被后者抢去。
　　
　　苏宁第一年做到了6000万元。张近东至今记得，出差深圳，席间一位供应商感叹：“现在百万富翁不稀罕，深圳已有千万富翁。”听闻这话，张近东默默多喝了两杯酒，心里却偷着乐：我也挣到了1000万。这一年，他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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