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晓娜对于金融市场的从业者而言，央行是神秘和不确定性的集合。而美联储更是如此，这家位于的机构，一方面游离于美国的大选之外，另一方面却手持金融市场的生杀大权。特别是今年以来，美联储操控加息大旗，从年初用嘴加息到年底，而临近12月，加息看来已经板上钉钉，但我们至今无法淡忘这其中的沉沉浮浮。本月选择这本书，既希望于通过阅读了解美联储这家神秘的机构，也希望通过咀嚼历史，发现美国货币政策中的一些规律和套路。

一、美联储主席的物色与任命：以沃克尔为例

美联储主席是美联储的灵魂人物，也是美联储各项政策的最终决策人，虽然美联储设有副主席一名，但其重要性和主席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美联储主席的物色与任命，总体来说是由华盛顿决定的。具体来说，以沃尔克为例，是由白宫物色、挑选，参议院认可，最后由总统任命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1979年，联储主席出现空缺，卡特总统需要为联储寻找一个新掌门人。卡特先是挑选了舒尔茨担任副主席。舒尔茨是一位来自南方的职业投资银行家，出身富贵且具有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为规避所有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在上任前，他出售了自己持有的银行股份、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显然，联储主席的物色和任命要谨慎得多。空缺一周后，总统的顾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人选名单，其中有4人最有竞争力并被确定入围。这4人是保罗·沃尔克、汤姆·克劳森（时任美国银行行长）、大卫·洛克菲勒（时任大通曼哈顿CEO）以及布鲁斯·麦克劳斯（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明尼奥波利斯联储银行前行长）。4人中，沃尔克的简历最具吸引力。他做过研究，专业领域主要是货币领域，并涵盖从银行业到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事务。他曾就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在这之前，还曾担任尼克松内阁的财政部货币事务副部长，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以及担任过大通曼哈顿的两届私人银行业务部部长。此外，他年轻时就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中专门“啃数字”的经济专家，后来还在公开市场操作平台上与买方做过交易。简言之，保罗·沃尔克可说是为美联储主席的职务接受了近30年的专业培训。由于这一出色的专业背景，总统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倾向。与此同时，副总统蒙代尔又让其首席幕僚莫尔向50个圈内人询问了这名第一候选人的私人情况，这50人包括与卡特内阁保持亲密联系的企业执行官、律师、学术经济学家、劳工领袖和政府官员。评价汇总后呈交总统。

上述流程可见，履历和专业能力很重要，同时自己阵营中各方大员的评价和推荐也很重要，至少不能有太大的反对声。不过当时顾问委员会对沃尔克最大的疑虑是他的合作精神，幕僚担心他是否会太过于自我，于是总统先打了电话给第二候选人克劳森，其回复说要先和妻子商量一下是否能够接受举家前往华盛顿，并最终回绝了总统的邀请。第二天沃尔克便直接被传唤至白宫接受总统面试，结果他举止得当，虽然现场总统不置可否，但其实结果已经不言而喻。

该书作者认为沃克尔的被选多少有些偶然，但偶然中又蕴含着必然。从白宫对沃尔克的物色与任命过程可见，专业背景、个人品格和领导力（合作精神）等是总统物色联储主席的主要考量，而专业背景、相关工作经历无疑是第一位的。而专业背景又和当时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例如，次贷危机发生后，总统任命的美联储主席是伯南克，而伯南克的专业特长是对大萧条的研究，换言之，在经济危机中，由他担任救火队长是最合适的。又比如，伯南克之后的耶伦。耶伦的特点是，既温和也强硬，最主要的是她有着女性少有的客观和稳定性。在格林斯潘时代，她是美联储中少数几个敢于和格林斯潘当面争辩、不屈不挠的委员，也为此赢得了格林斯潘斗士的雅誉。因此，华盛顿选择她接任伯南克，赋予她结束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很恰当的，因为，这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归根结底是在格林斯潘任上埋下的恶果——具有很强的政治隐喻。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撤换耶伦的概率并不高。因为，在政治象征意义上，没有人比耶伦更适合扛起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大旗。如果一定要说，耶伦之外还有什么合适人选的话，费舍尔也许能算一名。

二、美联储主席会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撤职？

从本书来看，美联储主席会在犯下明显过错，又失去总统和国会支持的情况下被撤职。以本书为例，当时的美联储主席G·威廉·米勒就是在美国民众对困扰他们的恶性通胀失去耐心以及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认为软弱的美联储已经威胁到他的执政，并且需要一个替罪羊的时候被撤职的。

1978年初，威廉·米勒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当时美国的通胀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到了1978年末，有迹象表明通胀可能会危及经济增长，当时有62%的民众认为1979年的某一时刻很可能会发生经济衰退。这一时期，银行的短期借贷利率为10.25%。为了号召国民和通胀做斗争，卡特还专门进行了一次演讲，但这次志在安抚民众的演讲反而推升了利率，直接跨越50BP到了10.75%。在这种情况下，卡特总统被迫通过对内阁进行洗牌来表明心志，同时也拉上了威廉·米勒，虽然后者在17个月前刚被他任命为美联储主席。

一般来说，美联储主席会以调任财政部长的方式被撤职，后者其实也是美国经济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管理职位。当时卡特为了体现他的革新精神，不仅解散了全部内阁，还辞退了白宫原有的工作人员，在这次内阁大换血中，司法部长、卫生与福利部长、财政部长、能源部长、交通部长都被解职。在这种内忧外患情况下，美联储主席被撤职好像也顺利成章。

从更实质的层面来看，米勒的主要问题是被普遍认为其对通货膨胀的前景过于乐观，对治理好通胀问题上过于软弱，以及由此带来的华盛顿、华尔街对其履职能力和意志的质疑。当时的一些评论显示，他似乎并不理解笼罩在美联储主席周围的特殊权威光环意味着什么。在其就任初期，当委员会提出应调高贴现窗口利率时，米勒却投出反对票，但最终结果仍是以4∶3宣告失败。同事们曾委婉地建议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投票，但米勒仍然坚守初衷。这个消息在第二天就轰动美国金融市场，因为这位新任主席一向以软弱示人，他在投票时总是会偏向多数人，即使有时并非他心甘情愿。

当华尔街的金融圈纷纷谴责G.威廉·米勒无力控制1978年和1979年陷入失控的通货膨胀时，美联储的内部人士却明白，米勒只是继承了早先伯恩斯时代出现的某些错误，即1976年和1977年的货币过度增长。一位曾与伯恩斯并肩战斗的美联储官员认为，所有错误都应该归咎于伯恩斯极度渴望其能够在1976年诞生的新民主党政府内阁中继续连任美联储主席。于是在吉米·卡特执政后数月内便出现货币急速增长，伯恩斯是在用一场极为隐秘的战争向卡特政府示好。最终，他为连任付出的全部努力还是付诸东流，但货币经济学家却将由伯恩斯过度慷慨的货币政策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强加给了刚刚上任几个月的卡特内阁。

由此可见，米勒的下台从表面上看是其对通胀的过于软弱，但从根子上其实是其缺乏与美联储掌门人职位相匹配的专业能力、独立性、敏感性和责任心。他相当于接过了伯恩斯的烂摊子，但既不为自己开脱，也没有拿出应有的措施对问题进行解决。因此，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了伯恩斯宽松货币政策的牺牲品。说到伯恩斯，也是一位差点被撤职的联储主席，他的品行被联储委员和国会议员所诟病，1972年的时候，他为了帮助曾经重用他的共和党总统、他的老朋友尼克松能够成功连任而默许了后者掀起的一项经济刺激法案的通行。这一财政预算极具刺激性，伯恩斯却不顾美联储委员的异议，推动美联储无形中成了助尼克松竞选成功的重要因素——就在大选开始前3个月，美国货币增长速度达到11%：竞选期间的银根松动政策确保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尼克松的重大胜利。然而就在第二年，美国就为这次激进行为付出了代价，失控的通货膨胀达到新高，于是美联储开始实施银根紧缩政策，美国经济开始进入漫长而又疼痛的衰退期。这也是美联储历史上遭遇的最严厉公众控诉之一，在很多地方则被称为美联储勾结政治的事件。虽然后来曾经对伯恩斯颇为不满的美联储委员在1972年时选择原谅了这位主席，但华盛顿的政客们，尤其是民主党人，却对美联储当初的否决力度抱以怀疑态度，他们看到的是一位保守的美联储主席为了曾经重用他的共和党总统、他的老朋友能够成功连任而默许经济刺激法案的通行。因此，1972年的那段记忆对于整个美联储来说就像是难闻的臭气一样久久挥之不散。

三、美联储的决策机制和日常运行体系

在本书中，美联储被描述成一个怪胎。因为，美联储实际上不属于美国联邦政府，而是属于美联储旗下的12家会员银行，而这12家联邦储备银行又隶属并受控于诸多私家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均以美联储会员身份持有美联储股份。因此，历史上有不止一次的国会议员提出，美联储的办公大楼不应该像其他公共建筑那样享受免税，而是应该和其他私有建筑一样缴纳地方财产税。

从机构设置的角度，美联储确实是一个古怪的安排，它某种程度上接受公众监督，但其决策过程却极其隐晦，它实行某种股份制，且股东归根结底是一些个人或者财团，但却又总是以国家利益和促进社会福祉的名义颁布和推行货币政策。它可以从容不迫地游走在由选举产生的美国政府之外，而又始终是隶属于政府的一部分。它享受着自己有别于华盛顿任何其他机构的延伸特权，可以在无需获得国会许可的情况下提高自己的收入、拟定自己的财政预算，但有时又不得不面对来自地方税务局的税单和一小撮国会议员无穷无尽的责难。

美联储的最高领导阶层是7位美联储委员，换言之，它实行集体领导或者说委员会领导，但联储主席又享有无可辩驳的个人权威。这7个委员都由美国总统任命，由美国参议院认可，任期14年。而这7位委员又要与12家储备银行行长共享权力，12位行长同时也在各地区私人银行效命，从波士顿到亚特兰大、从达拉斯到旧金山。这些行长的任命并不在华盛顿完成，而是在各区的董事会成员中选举产生。每次由各商业银行在9位董事中选出6位轮流担任行长，这些商业银行同时也是美联储体系下的会员银行。每当美联储决定调整货币供给这样的核心问题时，其讨论和投票都是在包含两股势力的“杂交”委员会中进行的，即所谓的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委员会决议中，通常要包含12名成员，即7位美联储委员和5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后者在12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每年轮流产生。其中只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最为特殊和重要，因其不同于其他11家地区银行行长，其拥有全部决议的投票权。

委员会在华盛顿共有工作人员1600人（另外还有在12家地区储备银行中工作的2.3万人），但其中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无聊乏味——对各种数据进行采集和分类、地区银行的“加工”杂务、支票交易、货币管理以及其他针对商业银行的服务项目。将各地区银行上交的已付支票（canceledchecks）返给起点银行以及将日常结算账户分发至各地区银行，这种详细而复杂的美联储运输体系其实就是其商业交易的根本，也许并不比美国邮政系统的邮件分发工作更神秘。尽管美联储机构内部人员庞杂，但真正能够接触并影响到敏感问题（即货币政策制定）的还是委员下属的一小部分人——总共不超过50人。

说到美联储的运行体系，必须提到它的两个特点，一是中立性，二是神秘性。所谓中立性因为美联储是一个极力规避常规政治风暴、崇尚与世无争的机构。美联储系统的几万工作人员脱离于美国常规的行政事务，甚至会在操控银行数据之前履行自己一套精密而复杂的保密法则。如果让交易员早于市场几天获悉货币统计数字，财富就会到手，但即使面对这样的诱惑，美联储内部人员也从未制造过一起如此重大的丑闻。涉及国际货币市场业务时，经济专家也不允许使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国务院的专用网络。

而所谓神秘性，其实又来自于其官方的保密性。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都会召开8次至10次会议，针对货币供给政策进行反复研究，决议过程也绝对机密。只有在召开下次会议之后的6周至8周，美联储才能向公众发表有关上次会议决议结果的简短报告，而相关的内部报告、备忘录以及支持决议的经济分析报告，需在之后5年内被封存为绝密档案。委员会审议意见手稿从来不见天日。过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曾经有过在政策公布5年后将当初审议手稿公开的先例，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历史记录就全部被即时销毁。因为国会颁布《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ofInformationAct）之后，时任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Burns）就废止了对审议手稿的完整记录程序。在美国，这是一项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无法享有的隐私权。

四、美联储与华盛顿、华尔街的关系

总体来说，美联储相对独立。不过如果非要划分阵营，美联储就华尔街和华盛顿而言，可能更偏向华尔街一些。由于两者都是美国社会的权力来源，前者代表资本，后者代表民主。因而，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有时目标一致、和谐共处，有时则存在不可避免的政治摩擦。特别是在两者职能重叠的领域——例如美国经济的管理——两者的关系经常会面临一种张力。很多时候，双方的竞合与否取决于两者是否有共同的目标，有时候则也取决于谁更强势。历史地看，一位强势总统或许会忽视华尔街的需求，会一味遵循自己的议事日程，甚至还可能会占领优势地位。而一位弱势总统却不敢这样做。而从美联储的角度，他其中的一个角色就是链接两者的枢纽，这是它与美国政府的其他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同的地方。因此它不得不同时倾听来自两个不同世界和两个不同力量核心的声音，即华尔街的私人资本需求和华盛顿的民主野心表达。美联储所做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会改变两个领域内的利益，改变资本回收以及以美国政治前途为条件的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生命力。在这一点关系上，华尔街可能要比华盛顿理解得更为透彻，因为美国政府内许多人并不能真正掌控美国体系下的华尔街运行机制，他们甚至也不能理解美联储。而在银行家和经纪人中间，美联储则被看做是另一个把握华尔街生命线的不确定因素，是足以令最大经济玩家遭遇市场尴尬的强势力量。

美联储的另外一个角色是华盛顿任命的金融领域管家。在经济领域它显然比华盛顿更专业。大多数的时候，华盛顿会倾向于信任美联储的决策，但在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华盛顿也会对美联储的政策作出批评。不过一般来说，美国总统不会直接对美联储的政策进行批评，而是试图撇清与美联储的关系。因为在巨大压力面前，美联储的相对独立有时对华盛顿而言是很好的遮羞布。

美联储在美国的第三个角色可能是作为银行的庇护神。这主要是从几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美联储在总体上控制银行业的风险。美国的银行业虽然规模庞大，但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也是险象丛生。毕竟银行是由人来掌控，银行家会过于受个人冲动的影响，试图扩张银行贷款额度和无限创造新货币，从而聚集越来越多的利息收入，而这种收入是银行利润的主要源泉，直到最后因自己的贪心而导致银行陷入崩溃。因此美联储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限制这些银行家的疯狂举动。二是作为病危银行的救助人。美国人发现，在美国，银行是最安全的商业企业，无论其大小，倒闭后都会受到政府保护，而其他经济实体则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年复一年，全美国总共1.4万家银行，陷入倒闭的寥寥无几，有时一年不过6家到8家，有时则为零。1979年，美国有10家银行被迫倒闭，但都是实力极弱且微不足道的银行，这个数字与同年1165家矿业公司和制造公司、908家零售商品供应商、3183家零售商店以及1378家建筑公司的倒闭相比实在不足挂齿。银行业是安全的、高利润的，并且是几近无故障营业的。事实上，在自1929年大萧条至今的90多年中，美国再也没有出现像大萧条那样的银行业危机，而2007年的次贷危机，要追根溯源的话，也主要是一次投行危机、非银危机，而非银行业危机，由此可见，美联储确是银行业的庇护神。虽然美联储也有强硬的一面，但总体还是宽和为本，因此，个人以为美联储在美国被戏称为央妈也并不为过。

五、美联储角色的货币主义之辨

1913年创立美联储的初衷是将银行体系从周期性资金流动危机和暂时性货币短缺导致的瘫痪状态中拯救出来。通过“贴现窗口”，美联储向银行提供短期贷款，暂时帮助它们度过危机和紧要关头。除了1929年大萧条这次惊天动地的例外（美国有近一半银行倒闭），美联储的保护还算得上是极其成功的。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美联储也总是一次次被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事实上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一直有人持续对联储提出异议。每年国会都会收到许多有关美联储改革的提议，发起人既有自由人士也有保守人士，不过除了1978年通过的美联储账目应向国会公开议案外，其余的全部夭折。美国几乎每年都有地区发起反对美联储的新诉讼，或抨击其隐秘性，或质疑其合法性，但却没有一例诉讼成功立案。

美联储受到的批评既来自大众对一家神秘机构管理关系其切身利益能力的怀疑，也来自对罗斯福行政以来大行其道的凯恩斯主义的反思。随着70年代美国社会陷入滞胀，这种反思与美国社会中原先就存在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结合便演化成了一股新的反对思潮，即货币主义。货币主义的核心论点是“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换言之，其隐含的潜台词直指美国货币的总阀门——美联储。

到底是什么引发这种现代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现象发生的？经济学家给出了五花八门的解释：林登·约翰逊过度刺激美国经济的行为应受到谴责，因其已到达美国政府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在财政预算中为印度支那战争额外拨款数百亿美元、为迎合新型“伟大社会”的需要不断推出教育计划、健康福利计划和反贫困计划。1973年以及后来的阿拉伯国家和欧佩克组织也要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一手制造了石油冲击。工人和劳工联合会也受到牵连，因为他们对增加工资的要求超过了其实际生产力。企业管理人也要受到控诉，因为他们太容易满足工人提出的要求，将成本提高的代价转嫁给其生产的商品。所有这些被辐射到的因素都与通货膨胀有关，然而其中的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却并不能让民众满意。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人物的货币主义的解释简单而有力，他说，通货膨胀就是由美联储一手造成的。

他经常被引用的学术名言实际上就是对美联储的一个大控诉：“通货膨胀就是货币现象无处不在的表现。”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如果美联储没有为美国经济提供过多的货币，通货膨胀就不会发生。弗里德曼自己解释道：美联储总是不负责任地来回控制货币供给量——经济不好的时候，美联储放钱，供给过多造成通货膨胀，经济好起来后，美联储又收钱，迅速实施货币紧缩，从而阻断经济发展，引发经济衰退。因此，货币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对人类期望值极度保守的阐述。即政府不要试图将经济愿望建立在超过以往经济增长的历史平均值上，这就是生命给予给人类的自然限制。如果民主野心试图让经济超越这些限制，混乱和无序就要随之而来。

弗里德曼的质疑不无道理，因为美联储自认为准确的矫正操作几乎无法做到刚好。联储的货币政策本质上是对经济活动的一种干预或者说矫正，这种矫正如果力度不够，则不足以产生作用，如果过头，则会产生副作用。而有时候又需要过度，所谓矫枉必须过正。因此，由不足或者过度矫正产生的不协调一直伴随着经济的运行，从而在短期内反而形成助涨助跌的后果。在1980年代发生的故事中，沃尔克显然是采纳了货币主义的这种反思，落实到货币政策上，他也放弃了盯住通胀或者利率这些传统的操作目标，而是改为盯住货币总量，例如M1、M2。事实证明，沃尔克的选择是对的。在经历了1981年的大幅加息、1982年的经济衰退后，1983年经济迎来了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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