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远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它在我们身上培植起来的每一种力都只是发展出一种新的需要。物质枷锁的束缚使人越来越胆颤心惊,因而怕失去什么的畏惧甚至窒息了要求上进的热烈冲动,逆来顺受这个准则被看作是最高的生活智慧。因此,我们看到,时代的精神就是徘徊于乖戾与粗野、不自然与纯自然、迷信与道德的无信仰之间;暂时还能抑制这种精神的,仅仅是坏事之间的平衡。”[ (德)席勒著:《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26页]
席勒认为,文明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有用”,“有用是这个时代崇拜的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智都要尊崇它”[ 同上,第209页]。在《论美书简》中,席勒说美是“现象中的自由”、“现象中的自律”,美以其自律性是超越现实的,而当现实被“有用”包围时,美就被逼退了。因此,席勒说:“事态的运行给时代的天才一个方向,迫使他越来越远离理想的艺术。”于是,“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成一个碎片”[ 同上,第231页]。在文明社会的大机器上,人只能听到齿轮的嘈杂声,而听不到来自内心的和谐之音。在这种境况下,席勒认为,“培育感觉功能是时代更为紧迫的需要,不仅因为它们是一种手段,可以使已经得到改善的审视力对生活发生作用,而且还因为它本身就唤起审视力的改善”[ 同上,第245页]。
上述问题使席勒联系上了康德的思想。康德认为,人是感性(自然)的,也是理性(精神)的。较之康德,席勒更强调前者,并认为只有两者和谐统一才是人真正的本质,人才能成为“完整人”。感性要求多样性,理性要求一体性,两者各具片面性,在现代文明社会,二者对立,人被单面化了。(从中可见席勒对康德方法上的继承,即康德的“二律背反”的方法,黑格尔后来发展出来“对立面的统一”的方法)但席勒并不全盘否定文明社会,他认为文明化是人类的必经阶段。他主张向前看,人类应该通过文艺恢复人的整体性。读书笔记
文艺何以具备如此功能呢?人兼有感性和理性两种天性,感性天性对应人的“状态”,随时随地都在变化,而理性天性对应人的“人格”,是形式,始终不变。因此,人处于一种对立要求之中:一方面理性天性要求有实在性,一方面感性天性要求有形式性,前者为“形式冲动”,后者为“感性冲动”。在古希腊社会,二者是和谐统一的,而在现代社会,二者处于对立状态,如要实现人的“完整性”,就需要第三种冲动——“游戏冲动”。“游戏冲动”使自然的强制和精神的强制相互抵消,使“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相反相成,使感性和理性相互协调,使人进入“审美王国”。席勒还认为,人格通过“关照与感觉”消除感性与理性的对立,这种能力为人的“神性”,即想象力——创造美的能力。他说:“人在他的人格中无可否认地带有这种趋向神性的天赋,而人通往神性的道路——如果可以把永远不会达到目标的东西称为道路的话——是在感性中打开的。”[ 同上,第264页]因此,“游戏冲动”与“神性”是一致的。
席勒赋予了艺术家几近救世者的地位,他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遇到他们,你都要以高尚的、伟大的、精神丰富的形式把他们围住,四周用杰出事物的象征把他们包围,直到假像胜过现实,艺术胜过自然为止。”[ 同上,第252页]席勒的美学思想会被冠以“乌托邦”的帽子,但正是这种审美的“乌托邦”体现了席勒的现实关怀与责任意识。他承续康德的话语继续言说,为美学开辟了现代性审美批判一维。虽被指为“乌托邦”,但他的眼光投向的是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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