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对曾国藩非常推崇，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对曾国藩也是视若神灵，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将他安置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传》描写了曾国藩从一个睚眦必报的孩童一步步成长为一位大儒名臣，反映了他从事道德修养的心路历程。

　　读这本书可以让人感觉到原来成功是如此简单;原来成功人士也具有很多普通人的诸多缺点，只是他们懂得如何去克服改正;原来成为一名成功人士是有迹可循的。

　　曾文正说：“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土、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夫夫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

　　他的意思是说，朝代建国之初，奇才异士不胜枚举，这靠的都是天运而不是人的努力，正所谓乱世出豪杰;在朝代的中期，君子要想建功立业，天运占一半，人的努力占一半;而在朝代的末期则主要靠忠和勤了。这段话的描述虽有偏颇之处，但是他肯定了一个人在自身成功道路上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

　　曾国藩从小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超于常人之处，相反他个性内向、尤好报复、天生一对三角眼似闭非闭，人称“闭眼蛇”。

　　而且资质平平并无天赋之才，两次考取功名不中，最后是在不懈的勤奋钻研下考得功名。之后他在于太平军对抗中，由于自己刚愎自用、不擅指挥等原因遭到多次失败，并三次跳河自杀未遂。但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没有长期沉溺于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不断自我反省、惕厉自己、吸取教训并最终成为一名为后世推崇的大家。

　　在曾国藩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喜欢把提高修养的做法具体化并罗列成条，以便于实践。

　　他把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得推己及人用来教导自己兄弟子女和族人，在这种家教的约束下，曾家和睦旺盛，人才辈出。他的儿子曾纪泽就是清末着名的外交家，曾据理力争的为我国收回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维护了我国的主权。

　　曾国藩家训中，分门别类的涉及了养心、求学、居家、交往接待等方面。相信即使对于今人，若能按照家训中的道理行事也必能成就一番大事。

　　曾国藩家训中，有两处我感触最深：一是他提到，“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也就是读史时要做到设身处地，好比自己正在于当时的人对答应酬。如果遇到当时的事，你自己会怎么做，应该择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二是，他提到“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乎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

　　若平日盛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抽，所谓修调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久矣。”

　　也就是说，在写文章时即使有真情要倾吐，可是道理却无法表达清楚，从而不得不临时去探寻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可以获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以至于作文时沉溺于雕字饰句，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而修辞立诚的宗旨早已荡然无存，这就更为拙劣了。

　　我写东西的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扰，明明自己有很多感情要抒发可真正开始写时，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情感，以至于不得不冥思苦想一些好的句子，到最后想一吐而快的情致往往被破坏，文章或不了了之或索然无味。一直以为这是自己才疏学浅的表现，没想到在曾国藩家训中竟然有类似描述，看来这是初写文章人的通病。而要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曾国藩有提到那就是要多看书、多思考、多积累。

　　19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曾国藩一直用“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来自嘲自己。相比而言，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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