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成过程

19世纪60年代初，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直接影响下，地主阶级改良派的先导人物冯桂芬，目睹“欧风美雨”东来，认为采西学、制洋器已无可回避，于是在其名作《校?庐抗议》中提出了对应之策：“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从而最早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的思想。

到19世纪70年代初，在清朝末年派遣第一批留学生时，地主阶级洋务派的首领人物李鸿章说：“中学”与“西学”要分别教导，学生出洋后，肄习“西学”，兼讲“中学”，要学习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宣讲圣谕广训，使学生懂得尊君亲上，不囿于异学。他怕学生受“西学”的影响太深，所以要用“中学”护其本。

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体西用”的思想逐渐明朗。早期地主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郑观应，在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中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1898年5月5日，洋务派的首领人物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共24篇。他写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洋洋4万余言的《劝学篇》以此为基调，系统阐发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被视为“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全书贯穿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论点，主张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猛烈攻击维新派的“开议院、兴民权”学说。

《劝学篇》进呈后，深得光绪皇帝的赏识，得以颁行天下，各地相继翻印，一时间，“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时，在“诏定国是”中把“中体西用”的思想诏示全国：各大小官员，要以中国圣贤之学作为根本，兼而博采西学中切时务的东西，以成为通达济变之才。

同时，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人，从殖民主义的需要出发，也为《劝学篇》大加赞赏和鼓吹，先后把它译成英文和法文出版。两年后，该书的纽约版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到了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在推行“新政”时，仍然奉行“中体西用”的思想。

二、影响及原因

在封建主义文化充斥的近代中国，“中体西用”是唯一能够容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就无所依托，就进不了中国的大门；而没有“西用”，“中体”则无法注入新的活力，得以苟延残喘。因此，它是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和中国广泛、深入学习西方的阶梯。

“中体西用”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人在利用“西学”、维护“中体”的过程中，对西学的认识是不断扩展的。

作为“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者──地主阶级洋务派，出于实际需要，把它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按照“西用”的原则，引进了一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先进工具，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同时也吸引了地主、商人投资于新式工业，这在客观上诱导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此外，旧式书院逐渐向新式学堂转变，又培养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

但是，洋务派奉行“中学为体”，结果封建主义的“体”与资本主义的“用”发生了冲突，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就说明把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西学，嫁接到封建主义的中学肌体上，是不可能茁壮成长起来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体西用”思想的首倡者──地主阶级改良派逐渐认识到，西学不仅指西方自然科学技术，还包括西方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和政治体制等，可谓“体”“用”兼备，中国求其“用”而遗其“体”，这是学习“西学”难以奏效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中国不但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用”，而且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的“体”，以改变中国封建主义的“体”。这样，地主阶级改良派又举起了批判的旗帜。

“中体西用”的思想在中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使中国人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先进的西方世界，并把西方的一些先进东西引了进来，从而在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中国人找到了一个能够容纳和吸收“西学”的形式，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作者简介：曹中原，湖南常德市三中历史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史参》《历史教学问题》《中国考试》《考试》《考试报》等报刊发表教辅文章一百余万字；在《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教育论文一百余篇。参与编写历史教学社七卷本《新编中国史话》；被云南教育报刊社特聘为历史学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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